【庚子兩甲子】「神功附體」之外:義和團背後的深層社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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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於距今120年前的義和團運動(亦稱「庚子拳亂」),不僅締造最高掌權者同時向11國宣戰「大張撻伐、一決雌雄」的紀錄,更釀成外國軍隊攻入京師的慘劇。作為近代中國重要歷史事件之一,何以義和團擁有如此大的動員能力?究竟是什麼樣的信仰支持了拳民,使其堅信念「神咒」之後得以「刀槍不入」,實現「扶清滅洋」?

1900年8月,攻入北京正陽門(前門)的八國聯軍。(Getty)

在民間信仰中成長的義和團

義和團看似一個龐大集體,並非起於一時一地,而是以清末大刀會、梅花拳、義和拳、神拳、紅拳等民間武術與秘密教門為基層組織,由眾多系譜的多神主義,所共同組成的複雜運動團體,團員之間的信仰思想五花八門、並不一致,呈現佛道混雜的大雜燴。《義和團乩語》稱:

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勸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仙。男無倫,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產。如不信,仔細觀,鬼子眼球俱發藍。天無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發怒,仙發怨,一同下山把道傳。非是邪,非白蓮,唸咒語,法真言。升黃表,敬香煙,請下各洞諸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體把拳傳。兵法藝,都學會,要平鬼子不費難。拆鐵路,拔線杆,緊急毀壞火輪船。大法國,心膽寒,英美德俄盡消然。洋鬼子,盡除完,大清一統靖江山。
《義和團乩語》

由《乩語》可得知,人們以唸咒語真言、燒黃裱紙、「畫符吞朱」、「降神附體」等神秘主義儀式,而且是請出住在各洞天福地等洞府的神仙下凡(一同下山把道傳、請下各洞諸神仙),或借關聖帝君(三國時代武將關羽)之口降壇:「義和團中得道仙」,證明義和團的道教色彩相當強烈。

至於要怎麼加強一般人對滿天神佛的印象呢?這時每逢廟會各村社邀請戲班子演戲酬神的手法—「社戲」,就成了很好的舞台。義和團「降神附體」所請來的神,不外乎是梨山老母、玉皇大帝、孫悟空、太上老君、關公,就是由民間流傳的戲曲而來,又以膾炙人口的《西遊記》角色最多。義和團的咒語稱:

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聖,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顛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鏢黃三太,八請前朝冷於冰,九請華佗來治病,十請託塔李天王。金吒木吒三太子,帶領天上十萬兵。

分析以上請神咒語,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和尚、二郎神楊戩、托塔天王李靖、金吒、木吒、哪吒等皆出自《西遊記》或《封神演義》;馬超(176—222年)、黃忠(字漢升,?—220年)則是《三國演義》的蜀漢大將;濟顛(道濟,又稱濟公活佛,1130—1209年)為北宋高僧,其事迹流傳至清代形成小說《濟公全傳》;飛鏢黃三太為清末公案小說《彭公案》中的角色,武功高強。出自清乾隆年間長篇小說《綠野仙蹤》的冷於冰,人物背景是明朝嘉靖年間的落第士人,屢次科考不中後散盡家財、拋家棄子,拜在火龍真人門下修行,不但長生不死且有一身高超道行。華陀(?—208年)則是東漢末年醫師,成為中國古代四大名醫之一,為神醫的代名詞。上述基本都是農民在民間戲曲中耳熟能詳的故事人物,極富傳奇色彩,所以義和團希望借這些角色的武功、醫術、神通法術等,達成神化自身的目的。

義和團拳民。(維基百科)

義和團為何起源自魯西?

義和團運動既然是場反洋排外的政治運動,理應發源自受帝國主義影響的廣東、江南或沿海地區,在山東也該是在膠東和煙台,但為何發源地卻是在魯西的曹州府(今山東省荷澤市)、單縣(今山東省荷澤市單縣),東昌府冠縣(今山東省聊城市冠縣)一帶?

黑龍江省委黨校中國近代史研究者萬軍、胡士萍指出,魯西地區士紳階層不如他地強大,無法起到安定地方的作用,特別是當地普遍貧窮、商業化程度低,環境負載力小,一有天災出現,馬上就會使廣大民眾陷入貧困、形成流民。

據中國海洋大學研究者孫立新、朱光湧分析,由於魯西位於黃河下游,極易受水、旱災的侵襲,光是從光緒元年(1875)至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1900年,就有特大水災10次、旱災5次。此外,還有蝗害、風災、冰雹、沙災也都經常發生。1895年至1898年間,黃河幾乎年年決口,魯西一帶可說是黃河氾濫區,當地百姓不得不背井離鄉、居無定所。光緒二十四年(1898),山東巡撫張汝梅(1836─1902年)對曹州府的奏報是:「一村中有恒產而能自立者, 僅十分之二、三, 無恒產而為佃者, 竟居十之六、七」,可見貧富差距的懸殊。遊民好的四處乞討度日,還有的嘯聚山林、聚眾起事以搶掠州縣。

義和團成員。(網絡圖片)

加上清末吏治敗壞,賑災款項經過地方層層盤剝、大小官吏中飽私囊,或是擔心影響吏部每三年一次的「京察」結果而隱匿不報,使得清廷專門的荒政機構與救災賑災措施發揮不了作用。百姓走投無路,不得不加入各種拳會組織或秘密教門以自保,故當地習武之風盛行、民風剽悍。作為義和團前身之一的「大刀會」(俗稱金鐘罩),就在這種環境條件下在曹州府應運而生。

依照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的需求層次理論(Hierarchy of Needs),人們在滿足生理需要(吃飽喝足)後,還會依序追求安全需求(免受欺凌)、情感支持(拳民的集體歸屬感)、社會需要(獲得肯定)與自我實現(完成扶清滅洋的抱負)。世道愈亂、經濟環境愈差,拳民抱團的動機也就愈強烈。

難治理的清代魯西

地方官在治理山東時,又是怎麼評價的呢?清代吏部於雍正九年十二月(1732年1月)提出覆奏,訂下「衝、繁、疲、難」等四字考語作為官員銓選、提拔的標準。其中,衝指該地是否位於地理要衝,繁為政事數量是否繁多,疲指賦税是否能按時徵收或拖欠,難則指民風是否剽悍、命案竊盜案是否常發生。而山東曹州府與其轄下的單縣在《清史稿》中記載的考語均為:「繁、疲、難」,屬於「要缺」,僅次於四字皆有的「緊要缺」,代表曹州府、單縣都非容易治理之地。

1901年,位於天津的義和團拳民。(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除了事務繁多、徵税不易、事故案件頻發,文風是否鼎盛,也可做為考察民變發生地的參考指標之一。清代山東省中進士者2,255人,其中又以省城濟南府最多(398人),佔到17.6%,而曹州府只有80人、僅僅是濟南的五分之一。從全省範圍來看,曹州府也只優於青州駐防(4人,滿洲、蒙古八旗,今山東濰坊青州)、臨清直隸州(44人,今山東聊城臨清,德州武城縣、夏津縣,河北邯鄲邱縣)、泰安府(77人,今山東泰安),顯然魯西南一帶文風並不盛行,連帶使借科舉考試晉升為鄉紳的階層也不會太多,造成官府治理的困難。

過去的官府紀載或學術研究中,多認為義和團只是群非常迷信、想要扶清滅洋的烏合之眾,但這麼做就太將義和團運動給片面化、簡單化,忽略了清末的政治經濟危機與社會結構變化。迷信、抱團、習武、仇恨洋人都只是表面現象,其實正反映了清代魯西、冀南地區廣大百姓的艱困生活。當經濟基礎不穩時,上層結構也終將遭到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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