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6個撐足中國面子的頂尖作家 導演:不把他們拍下來就是失職

撰文: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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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央視紀錄片《文學的故鄉》終於上線。2016年開拍,2018年成片,2020年上線,不少觀眾,翹首期盼了2年。這部片子集結了6位中國文學大家:莫言、賈平凹、遲子建、畢飛宇、劉震云和阿來。導演張同道帶領團隊,歷時2年,跟隨著6位作家回到他們的故鄉,從零下42度的北極村到海拔4300米的巴朗山,一路尋找他們文學的起點。也遠赴日本、美國、歐洲多國,採訪了30多位漢學家、翻譯家、出版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回顧了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歷程。可以說是文學愛好者的狂歡,和文學小白的「讀書指南」。

我們採訪到了導演張同道,「作為紀錄片導演,我認為我們沒有留下魯迅哪怕1分鐘的影像,這是失職的。我們不能再錯過當代的這些傑出作家了。一個民族不管大小,只要有幾個優秀的作家,她的文化在世界上就傳之久遠。」

自述:張同道 編輯:倪楚嬌(一条)

我為什麼拍這部片子

我是張同道,紀錄片《文學的故鄉》的導演。這個片子我們拍了兩年,一共拍了6個作家:莫言、劉震云,阿來、遲子建,畢飛宇和賈平凹。記錄的不僅是他們個人的影像,更是他們文學發生的現場。

2012年11月,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對我來講是一個很震撼的時刻。因為我學了10年文學,雖然畢業後就做起了紀錄片,心裡是一直沒有放下文學的。中國文學在20世紀是很自卑,因為我們經歷了一次語言革命,過去中國人寫文章用文言文,是“環滁皆山也”這樣的語言。現在要改用老百姓日常講話的語言去寫文學,還能不能寫出經典?還能不能創造出唐詩宋詞的輝煌?

莫言獲獎就是新文學的一種證明,這個時刻極其重要。另外作為影像工作者,我有一種責任感。我一直說,魯迅是我最熱愛的現代作家,他就生活在上海,我們卻沒有留下魯迅一分鐘的影像。先生去世之後,那麼多人去拍他的出殯,可就是沒人在先生健康的時候,去拍一拍他的生活,讓魯迅自己讀一段《阿Q正傳》。我覺得這是失職了。我們不能再錯過當代的這些傑出作家。一個民族不管大小,她只要有幾個優秀的作家,她的文化在世界上就傳之久遠。我最早就是想拍莫言。但後來我想索性拍一個群體,莫言並不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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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作家,代表6個文化區

可以拍的作家有很多,但這一次,我要拍有故鄉的人,還特指農村,因為農村才是最原始的故鄉。第二,他/她把故鄉寫成了文學作品。第三,這些文學風景已經很著名了。 所以北邊從遲子建開始,大興安嶺這樣一種高寒地帶的文化。往下莫言,山東齊魯文化。莫言是齊文化的代表,當地受晏子、蒲松齡的影響,帶有大量玄秘的鬼怪文化。劉震云是黃河中原文化。大量的災難都伴隨著黃河的洪水產生。河南經常餓死人,經常出現各種災荒,就像他寫的《溫故一九四二》。離他家不遠就是商朝的首都,所以這是中國文化土層非常豐厚的一塊地方。

再往西是秦嶺。賈平凹所在的商州是宋朝和金朝兩國交戰的分界線,一邊是關帝廟(漢族),一邊是二郎廟(蒙古)。所以我第一次去賈平凹的家都非常震驚,很大的一個荷花池,完全不像北方風景,它是在秦和楚的交界。再往西是阿來,阿來是藏族,藏族還有很多分支,阿來所在的嘉絨藏族的特點是一半放牧,一半種地。像他的《塵埃落定》就把這塊文化表達出來了。最南到畢飛宇是長江文化。他的家都是水鄉,你看那麼漂亮的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和密佈在大地上的河網。

6個人就是6個文化區。每個作家帶著自己的文化、地理風光、人文傳說,帶著自己的文化土層來創造出自己的藝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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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故鄉,找到文學發生的現場

我們很多人都看過《紅高粱》,這故事發生在什麼地方?真實的成分有多少?高密東北鄉是什麼樣?莫言是怎麼創造出這樣一個瑰麗的文學王國的?我走到他的故鄉,就能找到他文學的出發點。

紀錄片裡有兩個很強烈的設定。第一,我要拍土地。土地裡不僅僅長莊稼,還長思想、長文化。這次我用了很多航拍,把這幾位作家都折磨壞了。經常讓作家走一圈,又走一圈,為的就是把人和土地的關係拍出來。第二個,作家們必須回一次故鄉,我們去故鄉,找他們的童年,文學靈感的源頭。

比如說賈平凹小說中的原型,我在他村裡找到好幾個,他們都不止一次出現在他的小說裡。劉高興就因為賈平凹的小說《高興》紅了,現在他主要的工作是賣賈平凹的書,學賈平凹寫字,講述賈平凹的故事。他在《秦腔》中還出現了,用的是他的本名劉書徵。上善就是李百善。李百善拿著《秦腔》,在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註解,他讀得很仔細,裡邊好幾處寫到了他,他說:「寫的就是我。」

我問阿來老師怎麼構思小說,他說不構思,從來不構思。他曾經把故鄉的山頭,一座山一座山地走,有什麼感觸都寫在香煙殼上。他對什麼感興趣了,就去調研,突然有一天,想寫點東西了,往那一坐,白樺林的畫眉鳥在樹林中叫了起來,《塵埃落定》就開始了。

莫言寫的《紅高粱》,今天小橋還在,就在那個橋上,當年真的有一支高密的農民武裝殲滅了日本的一個排。但是有沒有餘占鰲,有沒有九兒,這就是民間傳說了。莫言就把這個故事經過他的想像體驗,最後變成了《紅高粱》這樣一個蕩氣迴腸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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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莫言對童年飢餓、孤獨的回憶,這些記憶全部寫進了《生死疲勞》、《丰乳肥臀》裡。莫言是一個飢餓、孤獨的孩子,每天趕著羊群,一出去就是一天。青紗帳看不見人煙,他對話只能和天上的飛鳥,地上的螞蚱,他很害怕。生產隊收完了麥穗,莫言的媽媽把沒收完的撿了一點回家,結果就被人抓起來了,一個耳光。莫言看著自己的母親被打得嘴角出血,這種屈辱,會有對生命的震撼。

七七菜,帶著刺的一種菜,今天拿來餵豬,豬都不吃。當年,莫言他們就只能吃這個,搗碎,煮成糊糊,吃不下去,還是紮嘴。莫言肚子餓,面前沒有東西可吃,圍著桌子轉,一邊轉一邊哭。莫言的大哥70多歲了,今天給我講起這段,當場都流淚。莫言為了偷一根蘿蔔,被人抓起來批鬥,回到家被爸爸打個半死,最後他爺爺看不下去,救了他。所以他才說:「在生存面前,尊嚴是無力的。」當莫言寫作的時候,他這些生命的沉重體驗形成一種有力的表達,一下把當時的文壇震住了。

這些人對故鄉的感情幾乎都是一樣的。賈平凹、莫言、劉震云、阿來都是拼命要離開家鄉,他們要離開的心情是一樣的。阿來說:世界上還有比這更差的地方嗎?莫言挨餓,阿來小時候沒有書可讀,一讀媽媽就罵他偷姦耍滑,不干活。所以就像劉震云說的,離開是一種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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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現在愛了?幾位作家現在都成功地完成了藝術轉化,也完成了人生的轉化。今天回去也不會挨餓了,當然感情就不一樣,應該說都是受故鄉之惠。早年經歷的苦難恰好就是後來成為作家的一個保障。但莫言也和我說,他寧願不做作家,也不願再受一遍童年挨餓的苦。

拍完這6位80、90年代成名的作家,我有一個特別強烈的感受,80年代是個美好的年代,愛惜人才,愛幫助人。他們每一個都出身草根,當時是人人寫詩,人人寫作的年代,都充滿了夢想,不同的是他們堅持下來了,最後靠投稿被人賞識。「莫言一路都遇到貴人」,這是莫言的大哥說的。在村裡當不了兵,結果他叔叔把他弄到棉花廠,從棉花廠當兵走的。當了6年的兵最後提干,考上了軍藝,作品發表……每一步,都有貴人。所有幫助莫言這些人,都不是因為和莫言有任何私交。我就說這批文學背後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所以才托舉出這批偉大的文學家。這批文學家是改革開放40年的偉大成果之一。

這個紀錄片的拍攝,比我以往拍過的都難

這個紀錄片,我拍了整整兩年,實打實的。它的難度主要是分得太散了,畢飛宇連續拍了15天,非連續拍攝還有三次,阿來拍了三次,莫言斷斷續續拍了20多天,高密我去了6次,我們還跟著他去了他當兵的地方等等。我們還幾乎採訪到了所有在世的莫言作品翻譯家,還去了瑞典,拍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你就算算,這要拍多少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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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很大一個因素在於,要說服這些作家很難。莫言老師說,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面對鏡頭說話,最幸福的事是在酒桌喝酒。他總說「我有什麼好拍的」。我說,您的價值比您預想的可能要大。他很厚道,一直沒有明確說不拍,就用「現在沒有新作品,等有了再說」來推辭。我就跟莫言老師一次次地談。在他同意之前,我就先跑到高密把高粱地給拍了,因為高粱不等人。後來估計他覺得我太難纏了,就讓我拍了。

遲子建開始也不願意拍,最後也是被我磨得不得了。「那就拍拍我身後的土地。」我說我也就是要拍土地,這樣就達成共識。而且我沒法工業化量產,不可能請很多分集導演,你負責莫言,你負責劉震云。每一個老師都是我自己對接、自己拍。我的好朋友張清華教授,是中國頂級的學者、文學批評家,他給了我很多幫助。

所以很多人會問我,你跟這些作家溝通有什麼技巧,如何說服他們?最寬闊的路就是真誠,沒有技巧。邀請的過程是艱難的,但真的拍攝過程中,你能看到一個質樸、真誠的人是什麼樣子的。你看遲子建,一回到北極村就像回到幼兒園了。我說我們拍拍白樺林,把車打開,零下40度,她可不管,一下就躺那兒,我都怕她感冒,她說沒事兒,捧起一把雪就往天空揚。賈平凹是個不愛講話的人,其實是電視拍攝比較害怕的那種人。但他回去之後你看,就像魚放到水裡,縱虎歸山,他在那無比自由。

跟農民聊天,就像跟隔壁的鄰居在聊天。那個老頭什麼都告訴賈平凹,家裡的情況,兒子在幹什麼,孫子在弄什麼。賈平凹能很快建立信任關係,這是個本事。他採訪也不帶本,也不帶筆,也不帶錄音機,但當他寫作的時候,這些都會成為他的細節。特別好笑的是,後來那個老頭的兒媳婦以為賈平凹是省裡來的大干部,特意追上我們說:「老頭剛才是胡說的,你不要聽那些話。」把她嚇壞了,賈平凹就說:「沒事沒事。」

畢飛宇划船(一条授權使用)

畢飛宇在這裡邊最特殊,我和畢飛宇第一次通電話,他說:「我沒有鄉愁,我沒有故鄉。」那就沒法拍了。因為畢飛宇的畢並不是他家族的姓,抱養他爸爸的人姓陸,但是後來被處決了。政府就讓他爸爸改名,姓畢。所以,我就跟他交流,重要的還不是你的故鄉,而是文學的故鄉。你的文學和這土地有沒有關係?他說,那有關係。

畢飛宇小時候跟著父母換過三個地方。我們的拍攝哪裡都可以去,但是出生的那個村莊,他不願意回去,「我30多年沒去了,我擔心控制不住我的情感」。我說那行,我來找一個相對古樸的農村來拍你的童年時代,他也同意了。我們拍了幾個很漂亮的鏡頭,觀眾看不出任何區別。但我們倆就在街上走,他就一直低著頭,好像在思考很宏大的宇宙問題,突然他說:「走,還是去楊家莊。」楊家莊就是他出生的村子。

他是個作家,只能來真的。在這個假的故鄉,他沒有話可說。我當然非常高興,趕緊就動身去楊家莊,其實已經錯過了很好的光線,那時候完全顧不上了。 到了楊家莊之後他找不著去家裡的路,到處找不著。最後靠問路,找到了一個方向。他看到一個河灣,覺得就在這附近了,河沒改變,只是橋變了,可是家在哪,不知道。所以我的影片中有一個1分40秒的長鏡頭,我這個攝影師就穩穩地跟著。突然,畢飛宇「啊」的一聲,拍了一下腦門,轉身背對鏡頭。拍的時候我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就一直記錄著。接著他從近走遠,我們的攝影師也不動,就牢牢地盯著他的背影,直到他把情緒平復之後,他說:「走!」我們鏡頭搖到「楊家小學」,那就是他出生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家。

就像莫言說的,什麼叫故鄉?母親生你時在這流了血,這個地方埋葬著你的祖先,這是你的血地。畢飛宇的血管跟土地是接通的,一切記憶就復活了。 畢飛宇後來說:「只要我在那個大地上書寫過,我就有理由把它看成我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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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Q:一條/A:張同道)

Q:您學了10年文學,後來做了逃兵,拍這個紀錄片會不會覺得很幸福?

A:雖然拍這個片子會很累,但這個過程也很享受。光莫言老師的採訪整理出來就有10萬字,他們所談論都是幾十年所積累的人生和藝術經驗,都被收錄進書《文學的故鄉訪談錄》。它滿足了我的一個願望。我搞文學這麼多年,當年我的博士論文是一本40萬字的文學研究著作。文學也是曾經花費了我巨大的心血,投入了我很大熱情的行業。結果,我讀博士期間很偶然地去了陝北,本來是采風,結果我就看到陝北剪紙的老大娘,一下子把我給激發出來。我開始試圖用文字寫,但是做不到。我想把這群老太太給留下來,唯一的辦法就是拍紀錄片。那是我拍的第一部紀錄片。我本來想把它拍完了,我就回來繼續搞我的文學,上了賊船就下不來了。 這次拍攝是圓夢。

Q:這個片子裡有一些並不是紀實的鏡頭。

A:文學光有紀實是不夠的,文學是你看不見的東西,怎麼讓你進到文學,為這個事我們倒是花了很多功夫,特別設置了想像性的鏡頭。我們安排讓畢飛宇自己划船,在旅途中遇到了青衣,我專門請了北京的舞蹈家王亞彬在小橋上跳舞。再往前劃,看到了《玉米》裡的玉秀,一回頭橋上站著的是端方,《平原》的主人公。包括莫言老師,我用了一個民間藝人去演繹他的打油詩,其實都是一種表達方式。我還找了一個小演員,演他的童年小黑孩,我們也把照片發給他看,「看看,這就是童年的你。」「行!」咱們就這麼乾了。

Q:在紀錄片裡,會找到不少農民形象的人,他們的語言充滿智慧,和作家們的交談也很有意思。

A:這就是我另外想講的一個話題,就是文化土層。我們偶然遇見了一個人老步,老步是別村養雞的人,他馬上認出了劉震云,就說:「你在北大演講,演得挺好的,開始就說吃餃子,到最後又說吃餃子,這個文章結構好。」後來劉震云都走遠了,他還在評說。一個養雞的人他能夠保持對文學的這種愛好,也就是說這塊土地上有深厚的文化基底。只是他們沒有機會去表達。劉震云講得非常好,他說我表哥假如能夠讀書,他可能就是牛頓,他今天可能就是劍橋大學教授,但是他沒有機會,現在他只能修自己家裡的小樓,把他的雞窩修好。 中國鄉間埋藏著各種天才,很遺憾他們沒有機會。

老步(一条授權使用)

Q:您這部紀錄片的觀看門檻挺高的,沒看過這些作品的人,很難看懂。這是給誰拍的片子?

A:顯然是給文學愛好者看。今天你再想拍出一部為天下所有人服務的影片就比較難,除非像陳曉卿一樣去拍吃的,或者專門去拍美女,人類就這倆共同的愛好。剩下的題材,觀眾的分層分得也越來越細了。有一個教文學的教授說,這個片子為中國的當代文學留下了極其重要的文學現場。他確實說得非常好,這就是文學現場。多少年以後在課堂上去講述這些作家,我想這個片子中很多段落一定會讓學生們感到有興趣。莫言親自去讀一段《紅高粱》,就像李白親自給你讀一遍《蜀道難》,就像杜甫來朗誦一下“車轔轔,馬蕭蕭……”還是不一樣的。

文學曾經是中國最美好的一種藝術形式。你看白居易文章中都記得很清楚,販夫走卒,都在讀詩。如果一個民族都沒有這樣的定力,連書都不讀了,我們手機上瘋傳各種段子,抖點小聰明,廉價的歡樂,它會把一個民族送進屠宰場。我拍《文學的故鄉》,恐怕還有這麼一點卑微的願望。如果看了《文學的故鄉》,你能夠靜心去讀一部書,讀一篇小說,我相信人的生活品質會有所提高。我們現在都去想辦法買更大的房子,100平方、200平方、300平方,可是有沒有人去想過,你的靈魂也需要一棟房子,你的靈魂住在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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