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秘】崇佛又毀佛:唐廷為何對造佛像「轉軚」?

撰文:林君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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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四川重慶等地連續強降雨,大量民眾受災,多條河流發生超警戒水位以上的洪水,大雨與洪水也讓位在四川岷江、大渡河與青衣江,三江交會處的樂山大佛景區受到影響,水甚至淹到樂山大佛的腳趾。

樂山大佛開鑿於唐代開元元年,完成於貞元十九年。作為目前世界上高度最高的石佛像,樂山大佛與佛教在隋唐時的造像風潮有莫大關係。

日前四川連續出現強降雨,位在岷江、大渡河與青衣江,三江交會處的樂山大佛也受到影響,洪水甚至淹到樂山大佛的腳趾。(微博)

造佛像的由來

佛教造像的觀念起自印度,不過早期的印度佛教認為,雕刻或是描繪釋迦牟尼的面容都是一種褻瀆佛陀的行為,所以普遍用符號,如菩提樹代表「成道佛」、足迹則象徵「遊行佛」。直到公元1世紀至2世紀,大乘佛教在犍陀羅(Gandhara)地區(犍陀羅為印度列國時代的十六國之一,該國的核心區域包括今日巴基斯坦東北部與阿富汗東部)開始流行後,造佛像才逐漸普及。

為何印度佛教願意為佛陀造像呢?可以從佛經《增一阿含經》裏的記載找到源頭。據載,佛陀曾上「忉利天」(意譯為三十三天,為佛教三界之慾界六重天之一)為母親說法三個月,景仰佛陀的優填王因未能禮佛而病倒,為了讓王康復,群臣為此造佛像。佛陀回來後見到佛像不僅沒有反對,還說作佛形象有德有福,這則故事被認為是印度製作佛像的開始。

公元1世紀至2世紀,犍陀羅地區出現受到古希臘羅馬藝術風格影響的佛像外型,具有寫實典雅的風格,令人印象深刻。(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因此,當東漢明帝(28-75年)於永平十一年(68)修築白馬寺時,據《高僧傳》載,已繪製中國第一幅佛像。而中國第一座佛像的建造紀錄則是在東漢末年,徐州刺史陶謙(132─194年)的部將笮融利用糧道立佛寺、造佛像,以此招攬信徒。由於優填王造佛像的故事,被後世佛經不斷大書特書。通過在各地遊走的僧人宣揚佛法、佛經、文人記載的佛像靈驗等故事,逐漸讓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們深信,造佛像可以累積福報、庇廕子孫,於是蔚為風潮,亦產生「觀佛」的修行方式,即觀佛像進行懺悔,以此得道成佛。

佛教造像在唐代的變化

到了唐代,雖然李唐皇室信奉道教,不過仍有多位皇帝造佛像的記錄,據《佛祖統紀》與《法苑珠林》載,唐高祖李淵(566-635年)為太祖元皇帝(李淵之父李昞)、元貞皇后(李淵之母獨孤氏)下造等身佛三尊、唐太宗(598-649年)在終南山造龍田寺與等身佛像六尊。除此之外,還有唐高宗(628-683年)、武后(624-705年)與唐玄宗(685-762年)皆有在各地建造佛像的事迹。不過造佛像從魏晉流行至唐代,在求得佛法功德之外,還包含許多中國傳統倫理思想。不論皇室還是百姓,多是為家人造像,其中隱含傳統孝道觀念。

唐武宗從845年開始大規模下令打擊佛教,史稱會昌滅法。(維基)

而魏晉時期佛教在南北方分別衍生出不同的特色,如,北方重實踐、南方重義理。造佛像也有南北差異,以南方來說,雖然也風靡造像、開鑿石窟,但可能石材難尋、氣候較北方潮濕等因素,佛像數目始終沒有北方多。擺放的位置也有差異,北方多將佛像放在大道供人敬拜,而南方的佛像不僅較小,其地點多放置於寺廟與家中。

李唐皇室崇佛衍生的經濟問題

唐代佛教大興,加上自魏晉以來造像風氣普遍,佛像買賣遂成為朝廷感到棘手的社會問題,因此唐代多不願民間大量造像。唐太宗在位(626-649年)時,曾下敕令:「佛道形像,事極尊嚴,伎巧之家,多有造鑄。供養之人,競來買購,品藻工拙,揣量輕重。買者不計因果,止求賤得。賣者本希利潤,唯在價高。罪累特深,福報俱盡」。唐太宗還依《像法決疑經》的規定,認為買賣佛像的行為除了徒增貪心與攀比之心外,還有礙功德善舉。

唐代宗時期(765─779年在位),寺院經濟快速發展,以致「凡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佛寺觀」,也逐漸影響朝廷的財政收入。而唐代宗事佛的虔誠、規模都遠遠超過肅宗,不僅徵發高僧49人常住長安大興善寺,隨時聽候入宮唸佛祈願,每年正月、五月、九月都要在大興善寺開壇灌頂,教化文武百官。儘管永泰元年九月(765)僕固懷恩(?─765年)領回紇、吐蕃兵,聚眾10萬、進逼奉天(今陝西咸陽乾縣),京師戒嚴,但唐代宗依舊舉行大規模、持續16天的講經法會,命「兩街大德,嚴潔幡花、幢蓋、寶車,太常音樂梨園仗內及兩教坊,詣銀台門,百戲系奏」,平定叛亂都不及崇佛來得重要。

唐代給於僧人免税與免繇役等特權,不少男性為逃避賦役選擇出家,造成朝廷徵兵、勞役嚴重人力不足,官府藉動員能力展現的公權力下降。另外,寺廟的土地也不用納税,僧人仰賴百姓供養,也侵蝕朝廷的税收。長年累月下來,不少文人對佛教相當反感,如元和十四年(819),唐憲宗(778-820年)遣中使持香花迎佛骨於宮內供養三日,造成社會狂熱的禮佛風潮。時任刑部侍郎的韓愈(768-824年)為此寫《諫迎佛骨表》,擔憂人們對宗教的迷信、瘋狂,會為社會帶來巨大災難「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然而韓愈的下場就是「夕貶潮陽路八千」,遭貶官至嶺南道潮州(今廣東省潮州市)當刺史。

韓愈非常反對憲宗迎佛骨,為此寫《諫迎佛骨表》。但韓愈沒能阻擋憲宗迎佛骨,還險些喪命。(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武宗會昌滅佛 造像衰頹

果然不過20多年的時間,由於僧人造成的經濟壓力,終於迫使唐武宗(814-846年)於會昌年間(841-846年)發起一系列「滅佛」行動,史稱「會昌法難」。當時共收繳寺廟良田數千萬頃、強迫還俗的僧尼約26萬人、被拆除的寺廟約有4,600間,對佛教來說無疑是場浩劫。

除了前述的税收問題外,中唐以來民間鎔鑄銅錢造佛像的情況非常普遍,讓當時貨幣流通發生問題。唐敬宗寶曆元年(825)曾載:「河南尹王啟奏,盜銷錢為佛像者,請以盜鑄錢論」;唐文宗大和三年(829),朝廷下詔:「照佛像以鉛、錫、土、木為之,飾帶以金銀、鍮石、烏油、藍鐵,唯鑑、磬、釘、鍰、鈕得用銅,餘皆禁之,盜鑄者死」,不僅限制銅不得用在佛像上,還下令私鑄銅像者一律死刑,顯示出朝廷對於民間私用銅錢鑄造佛像一事非常困擾。

到了會昌六年(846),則規定只能使用黏土或木材製作佛像,且不可使用金銀銅鐵等金屬寶玉裝飾。武宗「會昌廢佛」一事,雖打擊佛教,使造像在此轉入衰頹。不過當時規定任何銅像、鐘磬、鐵像必須上交朝廷,只有木石製作的佛像方能保存於原地,其政策實為朝廷蒐羅不少佛像金屬,緩解財政問題。

唐代佛教之所以興盛,除了承自魏晉以來的基礎外,主要與當時社會中外貿易交流活躍,使經濟文化皆有大幅發展有關。然而,唐代佛教成也經濟,敗也經濟。由於武周後,唐初以來實行的均田租庸調制遭到破壞,男丁所得土地不足,還要繳納定額的租庸調,讓多數農民無法負擔,紛紛出家逃往寺院躲避賦役。而安史之亂後,朝廷財政枯竭、軍費日增,因此過去享有特權的寺院僧人,蓬勃發展的佛像等華美造像,自然也成了朝廷主要打擊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