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官員建議「中華職棒」改名「台灣職棒」　揭台「主體性」的破綻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衝擊下，多國例行性體育賽事停擺，而台灣中華職棒（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CPBL，簡稱中職）4月11日以閉門方式開幕，成為全球最早開打的職業棒球賽。
5月8日，中華職棒首度開放1000人進場觀賽，亦是領先全球，備受台灣民眾肯定的防疫指揮官陳時中身穿象徵0宗病例的0號球衣，擔任神秘嘉賓現場喊話，傳媒亦大篇幅報道，指其他國家相當羨慕台灣有比賽可看。

中華職棒開放觀眾進場，本是好事一樁，意味着台灣社會上下防疫成效有目共睹，逐漸恢復過去正常生活運作。然而一個插曲，又讓體育比賽染上濃濃的政治味。

據台媒報道，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處長酈英傑曾於5月1日晚間赴桃園棒球場考察中華職棒防疫工作，並當面向民進黨籍桃園市長鄭文燦建議，中華職棒應改為「台灣職棒」，將英文名稱的「Chinese」改成「Taiwan」；鄭文燦則回應會將此建議轉達給中華職棒。

據悉，酈英傑已不只一次向鄭文燦詢問中職改名的可能性。而中華職棒會長吳志揚回應，曾於4月24日受酈英傑邀請，前往AIT台北辦事處與之會面。對於中華職棒改名一事，吳志揚此前則已表態，指中華職棒為民間團體，並非政府機關，不是政府呼籲就需配合，「再加上我國國名為中華民國，因此稱呼中華職棒並沒有問題」。

事實上，在酈英傑關切前，4月中旬由於台灣中華航空改名話題延燒，也有民間聲浪傳出中華職棒應改名為台灣職棒，才不會讓收看賽事的外國觀眾「誤以為是中國的比賽」。

「中華職棒」應不應該改名，或者需不需要改名，老實說，作為一個台灣社會的本土議題，當然可以討論，只要由民間發動，並且取得社會一定程度的共識，再加上球團和聯盟都同意，若是有助於台灣職業棒球的發展，更名與否都是台灣主體性的展現。而且過去曾有一段時間，台灣職棒存在着兩個聯盟，一個是中華職棒，另一個是台灣大聯盟，後來才合併為中華職棒，因此使用什麼名稱，並非台灣職棒發展的首要課題。

問題在於，由一位具有美國官員身份的人士以詢問和建議方式，對台灣官員當面表達「正名」想法，又是另當別論。台灣方面經常指控有中共勢力介入台灣政治，儘管中華職棒涉及的是體育領域，但酈英傑的做法不正是希望以自己所佔據的政治位置，對於台灣內部事務發揮影響力，從而使得事態往他希望的方向發展嗎？這是否也是一種美國對台灣干預或介入的體現呢？

二戰之後由於兩岸分治，台灣在政經軍事和思想文化等層面，都形成了親美的結構，而台灣官員與民眾時常「寄希望於美國」，也是有其歷史根源，這些都可以理解。不過，美方把手伸進台灣的各種決策，早已從枱面下躍到枱面上。

例如在被認為奠定台灣民主的李登輝時期，根據AIT前處長楊甦棣（Stephan M. Young）的說法，華府曾通過他向李登輝強硬表態，要發表「兩國論」的李登輝「為台海兩岸緊張情勢降温」。而在馬英九時期，根據其口述的《八年執政回憶錄》，馬曾於2015年5月提出《南海和平倡議》後，原欲前往太平島視察，卻得到AIT官員強硬態度反對；馬英九說，一個美方駐台官員，竟然可以對台灣用以威脅、粗暴蠻橫的態度，他至今仍難理解。

回顧台灣爭取民主化的過程，伴隨的是主體性和主體意識的建立，而這也是各個地區和社會的常態。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從殖民地解放出來後，亦經歷主體性建立的過程。然而，由於特殊的政經結構和歷史因素，台灣政客與日俱增所高喊的主體性，卻奠基在對美國的=附庸性之上。從李登輝時期到當前中華職棒的更名議題，都能看到美國官員高高在上的身影，揭露了台灣所謂主體性的破綻。

主體性的建立和強化，應該收到自主空間擴大的效果，而這同時也意味着方方面面「體質」的增強。相對，若是在「主體性」光鮮亮麗的外表下，反而是附庸性的不斷蔓延，勢必是對主體性的進一步掏空，是根本危機所在。

AIT官員對台灣中華職棒名稱指指點點，但對於台灣高官要求與美國建交的呼籲「已讀不回」；又如台灣引頸企盼美方能為自己在世衛大會（WHA）上「伸張正義」，但台外長吳釗燮近日在立法院也坦誠，美國至今不願在WHA會議中為台灣參與提案。前後對照，就看出這個「主體性」虛妄的一面，最後的利益終歸被美國收割，台灣反而可能在過度一廂情願的期待下，落得兩頭空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