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　轉型中國應給律師記者更多空間

建設法治中國，推動中國穩步實現現代轉型是今日中國的主要課題之一。與此有關，2020年4月發生三宗引人關注的事件，一是709案的標誌性人物，被稱為是709案最後一人的維權律師王全璋在服刑四年半後獲釋；二是據傳曾主導709律師案的中國公安部前副部長孫力軍被查落馬；三是知名報人陳杰人被湖南省桂陽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5年。
這三宗事件沒有關聯但有聯繫，促使人們思考律師、記者在中國的現代轉型中，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有分析者指出，孫力軍與香港銅鑼灣書店案、709案等影響重大的案件有密切關係，且這些案件給中共帶來了比較負面的影響。現在孫力軍被查，他曾經的不當作為應該也有機會被反思和檢討，這或許可以成為重塑中國公權力與律師、記者新關係的時刻。其實，中國的現代轉型離不開政府與律師、記者的合作努力，三方形成正常的良性關係，對中國穩步完成現代轉型最為有利。

社會需要敢發聲的律師記者

雖然各行各業都很重要，但在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方面，律師、記者這兩個職業應該尤為突出。從助力中國完成「第五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出發，無疑中國需要更多敢發聲、能發聲的律師、記者站出來，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鍼砭時弊，與各種社會問題作鬥爭，與志在推動國家現代化的政府攜手打擊各種不公不義，以維護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

發展中的中國，既有耀眼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亦有諸多轉型過程中難以避免的問題。未來20年，中國要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過渡，實現民族復興，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解決各類問題如腐敗、司法不公、人權保護短板、環境污染、城鄉發展不均衡、民生福利沒有普惠化、「一刀切」的基層治理等，是必須要完成的工作。這些工作由誰來做？政府自然是主要的主導者，但只有政府恐怕無法順利完成目標，其中必不可少也需要律師、記者等獨立的社會力量參與進來，發揮監督和建設性的作用，從不同的方向努力實現中國的現代轉型。

必須承認，絕對權力帶來絕對腐敗，政府要保持自身的廉能、公正和高效，需要獨立的監督制約力量。這種力量如何形成？堅守司法正義的律師，揭露社會弊端的記者無疑是廉能政府的諍友，可以幫助政府中的善治力量打擊隱藏在其中的腐敗。建設一個只會做好事，很少和很難做壞事的廉能政府，應該是所有人的心願，而律師、記者不失為推動此一目標達成的好幫手。

因此理想的看，廉能政府和律師、記者之間應該是一種互尊互諒的共生關係，雙方不存在尖鋭的矛盾或者說根本目標衝突。廉能政府希望社會和諧，律師、記者大聲疾呼推動社會問題的解決，正可以帶來社會和諧。如中共十八大後，中國不少冤假錯案得到平反，食品安全問題被曝光整改等，這背後少不了大量有勇氣、有能力的律師、記者的工作和努力。各類社會問題得到公平正義的解決，促使人們對社會、政府更加信任，由此獲益的自然是整個社會，包括政府。

勿用維穩邏輯對待律師、記者

不過現實總是比理想要殘酷的多，政府與律師、記者的關係也是如此。雖然如上所言，一個廉能的政府需要與律師、記者建立融洽的關係，但現實的複雜總能製造出各種問題。中國各級政府的不法現象還不少，一些掌握權力的官員並不喜歡被律師、記者監督。客觀而言，律師、記者是現實中時常被公權力壓制的群體，官員們似乎對律師、記者的信任度不高。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2015年7月9日發生的專門針對特定律師和民間維權活躍人士的709抓捕案。

有報道指出，當時跨越20多個省區有眾多維權律師、民間維權人士、上訪民眾被拘留、逮捕、約談。其中的律師包括周世鋒、王全璋、江天勇、李和平等，他們被以「顛覆國家政權」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有觀察者表示，儘管不排除有一些律師言行過激的可能性，但當時公安部門以運動方式，突然抓捕那麼多律師和維權人士，且多以政治罪名判處，實在予外界政治意味過於濃厚的印象，令人們擔心這種抓捕和審判恐怕更多是出於對「維穩」的考量。

對維權律師的審判是不是政治審判，或許不同的人、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情況。其中最後被判刑的王全璋，近來獲釋後接受記者採訪時就表示，「我對我這個案子的辦案人員失望透頂」，因為「當法院不斷開綠燈，想方設法把政府起訴的人找個方法定罪，這種思維也太可怕了」。王全璋所言是否屬實尚不清楚，但他對法院的批評，確實戳中許多憂心中國法治現狀的人的痛處。儘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治有質的進步，日益重視法治，近年來更是與時俱進地提出全面依法治國，但不能否認的是，背離司法程序、侵犯人權、法官知法犯法的情況依舊不少。

與此同時，中國記者與政府的關係也不樂觀。據總部在紐約的「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2019年12月公布的年度報吿，全球各國至少有250名記者身陷囹圄，而中國就有48名記者在獄中，超過土耳其成為世界上關押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這個報吿是否帶有有色眼鏡，固然可以探討，48名在獄中的記者是否皆是政治問題或因言獲罪，同樣有待核實，不可簡單一概而論，但一個不容迴避的基本事實是，中國許多地方政府並不習慣接受記者的監督，少數官員更是動輒打壓記者的採訪權，以專政手段對待其眼裏不聽話的記者。

2020年4月30日，自媒體人陳杰人最終獲刑。湖南省桂陽縣法院以尋釁滋事罪、敲詐勒索罪、非法經營罪、行賄罪判處陳杰人有期徒刑十五年。陳杰人曾經是知名的官媒記者，他的不少批評性文章一度獲得社會廣泛認同。如2004年，陳杰人的《除了生命，我拿甚麼保衛自己的房屋》一文，即獲《南方週末》和搜狐網聯合主辦的時事評論大賽一等獎第一名。可惜或許由於鋒芒太過，陳杰人不得不從官方媒體離職，開始經營自媒體。湖南省桂陽縣法院對陳杰人的重判，固然有他自身原因，但湖南省桂陽縣法院在審理通吿中特別強調陳杰人「惡意炒作有關案事件，攻擊、詆譭黨政、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難免令人疑慮其中有政治審判的影子。

不得不正視的事實是，近年來，中國公共輿論環境確有收緊之勢。有分量的調查性報道越來越少，原來的深度調查記者紛紛轉行，記者想發揮自身的監督職能，揭露社會的陰暗面變得越來越難。自媒體的言論空間也在收窄，不少以前常見的批評性文章都會被刪，微信公眾號和微博賬號被封已經很常見。許多人真切感受到，中國公權力對律師、記者的容忍度，不如從前。

政府律師記者可共推中國現代化

坦率說，某些律師、記者自身有沒有問題？客觀而言，極個別思想比較極端的律師、記者或許有言論、行動過火的地方，對政府的批評失去了理性，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出現了偏差，他們確實有需要反躬自省的地方，確實涉嫌違法犯罪的律師、記者當然應該依法受到懲處。但絕大多數敢於發聲、敢於批評的律師、記者，都只是出於個人的良知和職業操守來守護社會正義，推動中國走向治理現代化，並不存在「顛覆國家政權」或「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情況。縱使他們說的不對，或者行為有失偏頗，政府大可不予理會或出面駁斥，卻不能以罪論處。

敢發聲的律師、記者多屬有理想的知識分子，他們對社會治理的要求比較高，對社會的不公不義也比較敏感，所以經常會對政府、體制提出批評。這也是中國士大夫幾千年的歷史傳統，應該得到包容，公權力機關實沒有必要對此太過敏感，更不應該上綱上線，做過度的政治解讀。

處在發展關鍵階段的中國需要國家穩定，政府追求轉型過程中的穩定秩序，符合國家利益和理性，可以理解，但必須把握好一個度，否則容易事與願違，物極必反。對於個別一心想顛覆國家政權的極端行為者，政府應該依法打擊，以維護國家安定。但「顛覆國家政權」罪或尋釁滋事罪不能擴大化的亂用，以免冤枉無辜，壓抑社會活力和言論空間。律師、記者因為職業特徵，常常持有不同觀點，甚至時常對政府行為提出嚴厲批評，但這其實是多元社會的正常現象。律師記者多為有知識的群體，放在古代，有點類似於書生，他們的志向、關切和利益，都與國家的穩定、和諧和發展息息相關，他們更多還是希望推動社會進步，根本沒有理由去鋌而走險。縱使個別人趨於極端，又有何本事顛覆政權？難不成一個泱泱大國，會害怕個別激進人士？會因為忌憚他們而「一刀切」地防範多數律師、記者，造成人心不安？

事實上，能夠包容批評的政府更能夠收穫民心，也更能夠推動中國穩步實現「第五個現代化」。有問題的官員自然不喜歡律師和記者的監督，而廉能的政府和官員應該有能力、有心胸與敢發聲的律師、記者一起，攜手合作，共同發現社會的問題、解決社會的問題，促進中國走向善治。政府、律師、記者三者之間不僅是監督與被監督的關係，也應該可以形成各司其職，相互尊重的良性互動關係，一個能處理好與律師、記者關係的政府，自然也會受到民眾的信賴。

發達、現代的中國，應該是一個多元、自由、開放、包容、自信的中國。在這樣的中國，有廣大的律師、記者對社會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嚴厲的批評，政府保持謙抑和開放精神，虛心傾聽，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本應是稀鬆平常之事。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為政者用智慧、心胸和律師、記者之間建立良性互動關係，三者一起為中國的善治努力，則中國的治理現代化有望早一天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