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步下神壇　韓流消風為哪般

高雄市長韓國瑜罷免案昨日（6日）落幕，最後「罷韓」取得93萬9090張同意票、2萬5051張不同意票，同意票數遠高於法定罷免門檻57萬4996票，罷免案確定通過，使韓國瑜成為台灣首位遭到罷免的直轄市長。
韓國瑜大起大落的身影看似淒涼，但是，從決定投身2020年台灣總統大選的那刻開始，韓國瑜就已經不是那個2018年掀起「韓流」，不論輿論有何質疑均刀槍不入的「戰神」。

社交網絡翻轉台灣政治

比起過去紙媒當道的年代，社會輿論每天隨着報紙出刊刷新一次，現在社交網絡正紅，台灣政治人物分分秒秒都在接受吹捧，同時也在接受檢視，倘若拿不出本事治理，終無不塌的「神壇」。就算台灣多數政治人物仍試圖迎合着社交網絡輿論風向，藉以維繫高聲望，若是如此，不妨看看韓國瑜，一旦風向稍轉，哪怕曾經刀槍不入，要淪為風中殘燭，也只在一眼瞬間。

從韓國瑜崛起於「韓粉」的網絡串連成流，來檢視台灣輿論「傳播」的變遷，事實上，「政治」與「傳播」之間的關係向來緊密，且互為影響，在紙媒當道的時代，社會輿論的更新頻率與報紙每天的發行一致，是以「日」為單位。後來，國際社交網絡巨擘Facebook在2008年針對台灣及香港市場推出了繁體中文界面，進軍台灣市場，其他諸多社交網站也隨之興起，此後，社會輿論的播送不再受紙媒選材、編採、印刷的時間成本所束縛，改為以秒為單位的快速更迭。

緊接而來的是，社交網絡的發展，替政治傳播手段帶來劇烈改變，巨幅縮減了政治人物傳播理念的成本，加速呈現出所謂「滴水穿石」、「謊話說一千遍也能成真」的效果，更具體扭轉台灣政治的藍綠版圖。

承上所述，台灣自1996年展開總統直選，整體政治版圖的格局向來被視為「藍大於綠」。台大政治系前教授洪永泰在其著作《誰會勝選？誰會凍蒜？》（註：「凍蒜」為閩南語「當選」的普通話諧音）指出，台灣選民版圖在1994年起，省長、北高市長及總統陸續直選後，藍綠版圖呈現6比4。至於2000年後至此書出版的2014年之間，最大的差別是李登輝「由藍轉綠」，帶走5%的藍營選民，使得藍綠比為55%比45%。

就算陳水扁在過程中曾經執政8年，持平而論，當時的時空環境確實有難以忽視外在因素，不論「泛藍分裂」或「兩顆子彈」，均使陳水扁的選情受惠，倘若仔細檢視當時的立法院組成，整體格局仍不脫「藍大於綠」的刻板印象。

然而在馬英九2012年擊退蔡英文連任總統後，台灣存續了20年的「藍大於綠」政治版圖，卻在後續2年內快速重構，並體現於民進黨2014年、2016年連續兩場大勝。民進黨在2014年以47.55%的得票率豪取13席縣市首長寶座，反觀國民黨僅以40.7%拿下6席縣市首長。至於2016年，代表民進黨的蔡英文更以56.12%的得票率，全面壓制國民黨朱立倫的31.04%，率民進黨首度達成全面執政。

談起馬英九執政末期遭遇的「大潰堤」，不少人會將原因指向2014年發生的太陽花學運。持平而論，社交網絡不論是迅速放大反對聲量，或以情緒性字眼激起串聯，均為這場佔領立法院，並一度攻佔行政院的行動，帶來效果相當龐大的助力。而這一場關鍵性的運動，在短短時間內便鞏固了綠營未來多年的「抗中」路線，並將台灣政治版圖扭轉成「綠大於藍」，直至2020年大選仍顯示出如此形勢。

社交網絡對政治的影響，同樣體現於國際。2010年間，發生於北非等阿拉伯國家的重大政治事件「阿拉伯之春」，便與Facebook的使用息息相關。阿拉伯之春最早始於北非國家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2010年12月17日，當地一名青年原本以攤車販售蔬果維生，卻因沒有執照，導致攤車被沒收，青年為了抗議而選擇自焚。自焚的畫面就算受到傳統媒體封鎖，仍能透過Facebook等社交網絡快速傳播，進而點燃了一連串反政府的示威抗議，令當時的突尼西亞政府垮台。

社交網民粹的「淺碟」啟示

阿拉伯之春的重要推手、曾於2011年入選美國《時代》百大人物的網絡公司行銷經理古奈姆（Wael Ghonim），就曾於TED演講中表示，社交網站的特色，其實包括了放大言論聲量、傳播錯誤的訊息、重覆口號，甚至散播仇恨。同時古奈姆也提到，社交網站的嚴峻挑戰還包括：社交網站快速、簡短的特性，使得閱聽人很容易直接跳到「結論」，難以呈現複雜的討論，使得社交網絡利於淺薄的觀點，而非深度的討論。古奈姆表示，自己曾經認為，解放社會所需要的只是網絡，如今他認為自己錯了。

就如同古奈姆所提到的，社交網絡使得群眾對公共議題的討論過於「淺碟」，對比韓國瑜在2018年台灣縣市首長九合一選舉中掀起的「韓流」波瀾，以及民進黨2020年大選的「芒果乾」（亡國感）旗號，均有值得對照之處。韓國瑜當時以「高雄發大財」為造勢主口號，直觀切入選民對生活現狀的不滿，雖跳過了「如何發大財」的討論，卻在社交網絡上得到所向披靡的聲量。

民進黨則在2020年大選中，拿香港動盪的新聞畫面，自產自銷「芒果乾」。所謂「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更是徹底無視於香港社會長期存在的深層次結構矛盾，以及香港、台灣政治地位本質上的不同，給予兩地錯誤的連結。

退一步來看，2018年的韓國瑜、2020年的民進黨，均得利於社交網絡民粹發酵，跳脫理性思辨的成本，進而帶動輿論風向令自己大獲全勝。令人好奇的是，台灣選民們是否納悶，被社交網絡劇烈波動的選舉結果，對所謂的「民主」，乃至於自身生活的改善，影響究竟是好是壞？

反思古奈姆所言，社交網絡雖能「載舟」，但其能「覆舟」的負面影響正逐漸浮現。例如韓國瑜大起隨之大落，姑且不論「罷韓」有無黨政力量介入操作，對高雄選民而言，看着韓國瑜市政成績有限，又放下高雄參選總統，若未因此心生不滿，無論罷韓團體如何對地擲火，終究也無法點燃民怨的「汽油桶」。

如今韓國瑜的罷免已是事實，從積極面來看，台灣選民在民粹激情退潮後，回過頭來反思政治人物的口號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並對缺乏理性思辨的決定做出檢討，其實並不失為「民主」的一道具體面向。

從韓國瑜2018年於社交網站中「起高樓」，不論多少酸言酸語均「刀槍不入」，最後仍須面對「治理」及「政治誠信」的硬道理看來，在社交網絡民粹世界裏，政治人物也許能「封神」，但「神壇」是否易得易塌，仍繫於是否能拿出「社會治理」的真本事改善民眾生活。否則，「神壇」既然出於缺乏理性思辨的民粹，最終必將歿於理性思辨後返照的迴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