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病逝】李登輝的「遺產」是台灣與和平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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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前總統李登輝7月30日在台北榮總逝世,終年98歲;他一生對台灣最大的影響除了憲政改革,就屬兩岸關係。從國統綱領到「兩國論」,坐實了一位嬗變政客的面目轉換,多數人認為其為政治投機與分裂份子、一生背叛,為個人的些許政治利益走向台獨;儘管也有人為他戴上「民主先生」的冠冕。

從極統到極獨,說他是台灣操弄意識形態最厲害的政客也好、台獨教父或民主教父也罷,對台灣而言,如何放下(或學着面對)「李登輝的遺產」將是重點。

因為,李登輝逝世後,台灣在兩岸上所面臨的挑戰只會更嚴峻,因為李登輝種下的「獨」,區域和平正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

李登輝(左二)辭世,台灣副總統賴清德(右二)表示,對他來說是失去一位亦師亦友的温暖長者。(Facebook@賴清德)

一個中國時期:光復大陸到國統綱領的轉變

「登輝深信,在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必能完成和平統一的歷史大業,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善盡更大的心力!」這是1996年,李登輝就職演說所說的話。今天的大陸年輕一代很難相信,這是出自李登輝之口。

蔣經國逝世時,李登輝哀悼輓聯上寫着:「厚澤豈能忘,四十年汗盡血枯,注斯土斯民始有今日; 遺言猶在耳,億萬人水深火熱,誓一心一德早復中原」,而後在首場記者會表示「只有一個中國而沒有兩個中國的政策。只有一個中國,我們必須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1988年8月進而在國民黨、行政院內都設立「大陸工作」組織,此時處處顯露出其贊同以三民主義光復大陸的蔣氏遺囑。

先前蔣經國已在1987年開放大陸探親,從而使兩岸恢復交流。1991年3月,台灣成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並由辜振甫擔任董事長。同年12月中國大陸也成立了「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由汪道涵擔任會長,正式啟動兩岸的溝通管道。此時逐漸浮現的問題是,兩岸協商所涉及的政治涵義,該如何定位?

李登輝夫婦和蔣經國。(網絡投票)

1990年3月,李登輝政府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國統會),李登輝在國統會中提出「一國兩府」的概念,但遭中共批評「在放棄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1991年2月國統會通過《國家統一綱領》,擘劃「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三階段四原則」的統一方針,爾後並於1992年7月31日頒佈《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將台灣定位為「自由地區」、「台灣地區」,等同「一國兩區」思維法制化。10月26日,兩岸在香港舉行會談,會後提出的「九二共識」,成為此後近三十年兩岸關係最重要、而又明滅不定的通行號誌。

從一個中國到外來政權治下的兩個中國

1993年11月在美國西雅圖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後記者會上,江澤民表示「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隨後李登輝任內的台灣經濟部長江丙坤以「一個中國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回應。據此,1992年國統會以及「九二共識」確立的「一中」基調發生了質變,成為「兩個中國」,這可以說是1990年代初期兩岸論述最大的轉折點。

1994年3月,李登輝對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表示「到目前為止掌握台灣權力的,全都是外來政權,最近我能心平氣和地說就算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這時的李登輝,已經與六年前繼任總統之位時,態度明顯大相徑庭了,也透漏其對國民黨的改造,終極目的是要鍛成「台灣國民黨」。一般認為,李登輝就是在此時徹底暴露了其台獨本質,香港《明報》曾就此發表社論,在指出其台獨本質的同時,對他進行了嚴厲批判。

1994年3月,李登輝和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會晤。(朝日新聞)

同年7月1日陸委會發布《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表示一個中國是指「歷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緣上的中國」。到此,一中的政治涵義,已被輕輕抹去。

1995年4月8日,李登輝提出「李六條」作為對「江八點」的回應,包含: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追求中國統一、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加強兩岸交流、增進兩岸經貿往來、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等。從這幾點都可以看到往後民進黨內「務實台獨」、及後期蔡政府在兩岸態度上的影子。

二十五年來,台灣內部在應對中國(或一中)命題,態度越來越激烈、越來越反抗,然而從李登輝到蔡英文,也僅能在「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台灣」等詞下作文章。現實中,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又何曾真的改變?

放不下「登輝遺產」 台灣往後將更苦

1996年9月14日,李登輝端出「戒急用忍」政策,限制「高科技、5,000萬美元以上、基礎建設」三種投資進入大陸。1999年7月9日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專訪,在回應北京政府把台灣視為「叛離的一省」的提問時,更進一步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1996年台海危機,解放軍進行演習。(網絡圖片)

「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總統、副總統由台灣人民直接選舉,使所建構出來的國家機關只代表台灣人民,國家權力統治的正當性也只來自台灣人民的授權,與中國大陸人民完全無關」。

至此,李登輝與大陸徹底決裂,他本人也不甚在意,在往後的政治生涯,李登輝與九零年代時的李登輝,儼然是兩種人格。

李登輝對台灣之危害,並不在於其個人究竟是不是日本人,而是在於在充斥機會、台灣經濟仍強的時代,以個人的意識形態及政治算計綑綁了整個台灣,為台灣帶來了戰爭衝突的巨大風險,也打開了台灣政治與社會撕裂的盒子。

李登輝從總統位置上退下之後,仍常常發表意見。(網絡圖片)

最終,「兩國論」也沒真的成,政治社會越來越向極化撕裂發展,往後的經濟與產業升級更是失敗,開啟了台灣經濟衰敗的過程。

防止台商外流大陸、「特殊國與國」,這些在今日部分台灣人看來無疑是正確的,但同時台灣人也知道,現實中「戒急用忍」並未成功,「兩國論」更是。李登輝的主張,最終都是政治利益,與人們在意識形態上的激情,他操弄並利用了人們在意識形態上的轉變。

但是,他從未真正在意台灣現實的需要。

台灣獨立根本毫無可能,不管中國大陸是否崛起,也不管外部力量會不會介入,獨立於台灣而言都是一個假議題,一個災難性的假議題。李登輝對此可能比多數台灣人都清楚。同時,大陸是最大市場,當時亦是龐大廉價勞動力所在,一切蓄勢待發,不只是台灣,世界各國都將工廠遷至大陸——台灣的對手韓國更是如此。

然而,最終停滯二十多年的,也僅有台灣。戒急用忍,而非規劃台灣長遠產業並積極轉型;嚷着「台商不能外流中國大陸、掏空台灣」,忽視了經濟潮流下資本及企業找機會的必然。更逃避了,政府在其中需要主導的角色。

以口號處理現實,以政治掏空經濟。他是台灣「兩國論」始祖、更是以「中國對台灣影響力沒這麼大」麻痺台灣人的始祖。不論認為他是「台獨教父」或「台灣民主之父」都好,但在現實中其所挑起的意識形態之爭,其所造成的「中華民國」空洞化,以及其所擅長的「以政治口水蓋經濟」,在他逝後都將持續影響台灣。

最終,在這個國際局勢完全不同於九零年代的時代,可能給台灣帶來的風險、給台灣人未來的苦痛,將會非常大——除非,有人能帶領枱灣社會,放下「登輝遺產」,重新務實地給台灣找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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