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五中】解碼特殊中全會　大變局下的標誌性會議

在既往的政治認知中，外交是內政的延續，這是各國領導人處理內外事務的一個準則。今天，這項準則似乎正在發生變化。7月底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了十九屆五中全會的時間議題，將在10月召開的五中全會將主要聚焦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簡稱「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全會機制逐漸規範後的常規議題。然而這一屆的五中，在這種常規之外似乎又存在着那麼一種不尋常。

從螺旋式下降到直線下降成為近一年中美關係的最新寫照，這一年，不僅是中美持續交惡，爆發於2019年末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造成的衝擊已經在加劇全球政經格局的變化。中國官方坦承，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內外環境是在過去40年改革開放歷程中最嚴峻的局面。

在這種大變局與國際政經風暴中，2020 年10月即將召開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是在疫情以來，中美關係迅速演化中的第一次中全會。屆時將有300多名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構成的五中全會盡管所要討論的議題仍是國民經濟規劃，但人們已不可能僅把目光局限在內部環境下的中國經濟發展，今天無論是中共領導層所作的決策還是中國客觀正在承受的衝擊，內外環境或者說外部因素對中國政策調整的推動都在明顯加大。

站在2020年中國全面實現小康社會以及世界秩序變動這樣一個歷史方位上，中共領導人將如何內外兼顧讓外界對五中賦予了不一樣的期待，而十九屆五中也被北京的觀察家們視為習近平將如何應對這個變局時代的一個「標誌性會議」。這一點可能是關心中國政治的人不可將此次五中平淡視之的原因。

中國的「下一個五年」規劃

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綱要（簡稱五年規劃）是中共建政之初學習蘇聯的發展模式，其主要是對重大建設項目、生產力分布、資源配置和經濟結構的比例關係等制定規劃，體現政府的發展戰略和宏觀思路，打着濃重的計劃經濟烙印。 不過，計劃自身所帶有的明確目標，嚴謹等特性也促進了中國在這種強調動下快速發展。

從1953年至今，中國已發佈十三個五年規劃（十一五規劃時，計劃方才改為規劃，減少其指令性色彩）。即使在中國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國內動亂，五年計劃也沒有中斷，除了文革中三五計劃推遲外。這種政策的連續性體現了中共強大的執行力。即將在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上重點討論的十四五規劃（2021年至2025年）便是這種計劃政策的延續，這將是中國未來5年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路線圖。其實，在五中會議主題揭開以前，中共高層已在多次會議中提及十四五規劃。

外界對十四五規劃的關注首先是其藍圖意義，當然更為重要的是其作為觀察中國應對危機的圖示意義。2019年11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主持召開研究部署「十四五」規劃編制專題會議，當時李在會議上稱要圍繞推動經濟發展、防範化解風險等研究推出一批重大政策；圍繞增強發展內生動力、激發市場活力，研究推出一批重大改革開放舉措；還要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上取得更大進展等。

當時就有分析認為，「十四五」規劃相比十三五規劃料必既有一定的延續性，如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與經濟轉型，又會針對新的內外部環境作出調整，譬如如何在中美貿易困局與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下喚醒中國龐大的存量市場等。而在中國全國兩會外界猜測十四五規劃之時，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先是在會議之前的政治局常委會上首次提出「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而後又在兩會期間將國內循環置於國際循環更重要的位置，稱「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7月17日、7月21日的兩次會議以及7月22日的吉林考察，習都提及了十四五規劃，並強調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

儘管十四五規劃尚未出爐，但從中共高層風向來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調整將是十四五時期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一個指導方針且不久將在五中全會上被正式納入規劃之中。

與「十四五」同台出現的2035遠景目標

將在五中被重點討論的除了常規議題五年規劃外，2035遠景目標同時出現。這引發輿論頗多猜測，在十九屆五中全會之上，中共為何還要再討論一個指向未來15年的規劃議題？

其實，這不是中共首次提出類似遠景目標，在1995年的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當時中國剛剛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進入建國以來的第二次經濟轉型，「市場調節」進入經濟範疇，經濟形式開始多樣化。而這份15年遠景目標的規劃就是為了鞏固經濟轉型戰略，防止政策動搖與反覆。今天，實際上在十三五規劃之時，中共已經着手推動經濟轉型，不過當下局勢加速了這一進程。因此，2035年遠景目標的出現也是同樣的邏輯，只不過，如今中國面臨的外部衝擊因素顯然更大。在7月3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其實中共領導層已經說得十分直白：「當前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以及「堅持結構調整的戰略方向」和「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

某種程度上說，今天中共領導人所面臨的問題已不只是一個五年規劃就能解決的，中美的持久戰，疫情的長期影響等決定了十四五時期也極大程度上只是政策調整的一個過渡期，十四五規劃的背後才是2035。而事實上，2035年還是中共兩個百年計劃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中共十九大報吿提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間表、路線圖。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2035年是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之年也是現代化強國的基礎之年。

無論是五年規劃還是強國路線圖，都體現了中共這個政黨的嚴謹性與強烈的目標意識，而這種特質在當今中共領導人身上尤為鮮明。因此，為了這一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在應對如此多的不確定因素時，中共必須將目標對焦到2035年這個重要的時間點，表明其決心。

回顧過去的中共五中全會

一中全會一般是黨的主要人事安排；二中全會通常討論國家機構領導人的名單；三中全會通常就經濟改革發展作出重大決策；四中全會以黨建為主；五中全會主要議題一般審議國民經濟規劃；六中全會通常就黨的建設作出重大部署；七中全會承前啟後，為下一次黨代會作準備。隨着中共中全會機制的更加規範，歷屆中全會的時間主題也更加固定。例如即將召開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不出預料的審議中國十四五規劃與2035遠景目標的問題。但這個機制的形成也是有一個逐漸規範的過程的。

以即將召開的五中全會為例，1927年，中共五大選出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並隨即召開了五屆一中全會之後，中共中全會機制才正式開始。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彼時還是中國國共兩黨對峙時期，此次改選了中央政治局，選舉博古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並作了關於國共鬥爭的政治決議。而到下此次五中全會並不是五年之後，而是21年之後，也即中共建政之後的1955年4月4日。當次會議上，批准通過了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草案決議，關於對高崗、饒漱石的處置決議，關於設立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此外，會議還涉及人事安排，補選林彪、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從1934年的六屆五中全會至今，由於黨代會會期不固定，歷屆中央全會的次數也不盡一致，而五中全會共召開過11次。其中在1995年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前會期都不固定，討論主題也不盡相同，有黨建，有改革，整體以人事安排居多，這反映了那個時代中國國內政治鬥爭的激烈。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後，會議主題便固定為國民經濟規劃，且會期也都安排在10月。

五中全會會議主題的變化直接呈現了中國政治環境的變化，從中也可以看出，中國真正穩定下來發展經濟的時間並不長。此外，近幾屆五中全會除了討論國民經濟規劃之外，還涉及到人事變動。例如2010年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增補了習近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並撤銷了康日新的中央委員職務。再如2015年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遞補了幾位中央候補委員，並確認了此前中央政治局之前對令計劃、周本順、仇和等落馬官員開除黨籍的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