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錄｜供銷社：中國計劃經濟時代「化石」的復生

中國當代作家野夫有一部作品《1980年代的愛情》，講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兩個互有好感的青年男女在愛情與命運間艱難選擇的故事。故事的背景設置在湖北西部山區鄉鎮一家日益沒落的供銷社商店裏，男主人公被分配到農村工作自覺懷才不遇而常來供銷社上打酒，因而與在此工作、時常拿着雞毛撣子撣灰的女同學重燃愛情。

在中國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時代，供銷社商店可以說「壟斷」了人們的開門七件事，是獨屬於那個年代特有的記憶，隨着市場經濟的轉型、私營經濟形式的活躍，逐漸失去了人們經濟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全國供銷社基層網點以每年10萬個的速度逐漸退出歷史舞台，有的只能以變賣資產、改制和收租維持。

不過，供銷社並沒有徹底消失。今年9月底，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召開了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據披露，在過去八年間，供銷社已經悄無聲息地重新回到人們視野，鄉鎮基層供銷社覆蓋率從2012年的56%提高到目前的基本全覆蓋。如今，供銷社已獲得中共高層的背書，被認定為是中國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力量。不過，也有聲音懷疑，它壯大的背後是否又是一場公有制經濟復活的政治運動。

退場與復興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是中共的理論信條，反映到現實中，就是對公有制經濟（國有和集體所有制）的執着堅持，以及對私營經濟的排斥。

在這種意識形態主導下，供銷社（確切地說應該是供銷合作社）便成為中共在建黨以後乃至建政以後排斥私營經濟而發展公有制經濟所推行的經濟形式，主要特徵便是成員之間互助合作，否認一切資本剝削形式。

中共已故領導人毛澤東在1927年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吿》中提到，「合作社，特別是消費、販賣、信用三種合作社，確是農民所需要的。他們買進貨物要受商人的剝削，賣出農產要受商人的勒抑，錢米借貸要受重利盤剝者的剝削，他們很迫切地要解決這三個問題……假如有適當的指導，合作社運動可以隨農會的發展而發展到各地。」

事實上，中共在發展「根據地經濟」時將目光轉向當時中國的廣大農村，為了生存和發展一直在嘗試農村合作制經濟。1949年建政後不久，中共便成立了專門的中央機構中央合作事業管理局，主管全國合作事業，爾後，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成立取代其角色。

在計劃經濟體系下，合作制經濟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的社會主義「三大改造」（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期間得以快速成長，並與國營商業共同「壟斷」了所有生產生活數據的「統購統銷」，甚至數度與國營商業合併。

合作制經濟固然在當時物資匱乏的背景下發揮了作用，但是它並不以經濟收益為重，只是嚴格地按照「計劃」調配各種生產生活資源，一旦市場經濟的大門隨着改革開放而打開，掌握「計劃外」資源的各種私營經濟逐漸成長壯大，它必然失去自己原初的「壟斷」特權。

2018年中國媒體《新華每日電訊》刊載了《供銷社「沉浮錄」》一文。文章稱，由於「一個口」管着幾億農民的買與賣幾十年，供銷社運行效率低下、特權思想蔓延、收購時壓級壓價、賣貨時態度冷漠、大量商品庫存積壓……僵化的體制越來越不適應時代的發展。

報道披露，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由於與商業部合併，中華全國供銷合作僅保留了理事會，由省以下獨立運作。它一直在尋找自己的新位置，但是到九十年代初，大部分基層供銷社已經名存實亡，門面破敗、商品匱乏、質次價高，逐漸失去地位後的供銷社只能通過改制，甚至變賣資產收取租金來維持運轉。數據顯示，1992年至1998年，中國全國供銷社基層網點每年縮減10萬個，從最初100萬個以上，縮減至40多萬個……與之相對，則是各種集貿市場、便利店、超市如雨後春筍般崛起。

「救濟農村即拯救國家」

不過，供銷合作社並沒有「死亡」。

在2020年9月24日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社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理事會主任喻紅秋披露，五年來，全系統累計改造新建基層社7,515家，總數達3.2萬家，基本實現涉農鄉鎮全覆蓋。而在兩年前，時任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理事會主任王俠則透露，五年來，中國恢復重建基層供銷社１萬多家，總數超過３萬家，鄉鎮覆蓋率從2012年的56%提高到2018年的95%。

從全國供銷系統的經濟體量上看，2012年全國供銷社系統銷售總額為2.5萬億元人民幣，到2017年增長到5.4萬億元，年均增長15.7%。2019年全國供銷社系統銷售總額出現大幅下滑，降至4.6萬億元，但體量仍然相當驚人，當年農業生產資料類銷售額7,872.3億元，農產品類銷售額18,580.8億元，消費品類零售額15,884.5億元，再生資源類銷售額2,318億元。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陷入生死存亡之際，全國供銷合作社因為得到國家層面的支持，在組織體系和經濟體量上實現了觸底反彈。當時，中國官方全面恢復了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建制，對其進行改革。

在199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供銷合作社改革的決定》中，北京警吿稱，「如果不盡快改變，供銷合作社就會脱離廣大農民群眾，性質就會改變，功能就會萎縮，組織就會消亡」，該文件否定各地將供銷合作社集體財產「量化到人」或者搞股份合作制的做法。

此後，合作社集體財產私有化被叫停，其業務範圍擴大至三農服務，成為中共推動農村改革的重要依靠。目前，全國供銷合作系統業務不僅覆蓋了糧食、棉花、化肥、農藥、種子等物資的流通，掌握中國最大的涉農流通「巨無霸」企業中國供銷集團，還承擔支持扶貧攻堅、鄉村改造等任務。

誠然，帶着計劃經濟時代烙印的供銷合作社恢復了活躍度，但依舊會被質疑效率低下，甚至有扶植公有制、排斥私營經濟的嫌疑，儘管中共當下恐怕絕對不會削弱這支力量。不獨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中共現任最高領導層也頻繁背書，甚至高度肯定其為鞏固中共在農村執政基礎、推行農業現代化所必需的力量。從歷史望向現實，農村既是毛澤東時代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奪取政權所依託的最大後盾，也理應是通過推動農業現代化成為習近平時代強國藍圖中的關鍵一環。畢竟，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傳統農業大國來說，救濟農村即拯救國家。

此外，從經濟理論的規律看，經濟領域的合作化運動早於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大發展的背景下在歐美興起，被視為對抗資本力量的經濟形式，這一理論在中國等國家和地區擁有廣泛信徒，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者。也許，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今天，資本的力量的確需要合作制經濟形式來求得平衡。這在中共看來，社會主義中國沒有理由否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