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內地面貌幾番新 青年實現「自我價值」訴求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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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中國從一個極度貧窮落後的國家,到2008年把中國變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如今更是成為一個全球強國,幾乎在各個領域都對以往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構成挑戰。可是直到如今,中共仍未公開平反六四死難者的「動亂」罪名,遑論公開檢討以國家暴力清場的嚴重錯誤,而六四之後「中國崩潰論」不絕於聞,其歷史根據正是八九學運終會重演,以為中共終究敵不過西方民主政體大潮流。

然而三十年過去,中國卻未崩潰,正好引證中共成功以推進改革開放,以發展成果滿足群眾尋求美好生活的需求,亦反映三十年前當那些年輕人上街高喊政治口號,批評當權者,他們真正想要的是「經濟民主」。到了今天社會變了,但新一代年輕人也在追求生活,他們置身於世界第2大經濟體,更有條件獲得高深教育和工作機會,不變的是尋求「自我價值」這大時代背景。

六四期間,學生在天安門立起胡耀邦的巨幅畫像,並在周圍擺上花圈。(資料圖片)

廣場上要求公正分配社會資源

三十年前在天安門廣場,數以十萬計的年輕人高舉各式橫額,向中共當局提出訴求,但他們為甚麼會在那個春夏之交忽然大規模聚集呢?這些年來,民主女神像和「坦克人」成為六四的象徵,前者被視為代表學生們爭取西方民主政體,要革共產黨的命,而後者則被視為代表學生們無懼體制暴力,為了推翻專制政權而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事實是誰能夠否認八九學運是一場民主運動呢?可是年輕人爭取的「民主」,一直以來都未為人清楚闡述,致使以偏概全。

以4月15日胡耀邦逝世為導火線,八九學運起初是藉悼念這位被迫下台的中共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大業未竟全功,認為經濟復甦起飛下「貪污」和「官倒」叢生,貧富懸殊下社會不公愈趨嚴重,甚至以為已經到達「危機」地步。正是感到「國是日非」,官僚系統剝削百姓以漁利自肥,學生們才產生「救亡」意識,意圖以群眾運動迫使當權者解決社會經濟問題。

學運的觸發點原本沒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年輕人追求的是資源分配的公平公義,過上更好的生活,而他們針對的主要有兩個現象,一是「通脹」,二是「貪污」。當時中共中央為解決雙軌制進行價格闖關,沒有管理好市場預期,低估了雙軌改革對政治與經濟社會的衝擊,導致在1986年至1988年的通貨膨脹週期中,月度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自1987年1月超過5%,至1989年2月達到最高值28.4%,前後超過兩年時間。物價上漲蠶食工資和購買力,人民反應強烈,即將投身社會的年輕人更是感受至深,對經濟前景充滿焦慮。

最後,「六四」事件以流血而告終。戒嚴不一定導致流血,流血卻因戒嚴而起。(AP)

另一方面,雙軌製造成的價格嚴重扭曲局面並沒有發生大的改觀,反而導致權錢交易和「官倒」等腐敗行為橫行,開始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態勢,令人民非常不滿。年輕人眼見自己和身邊人的日常生活似乎只會愈來愈差,權貴們卻利用制度漏洞自肥,將財富建基於百姓的痛苦之上,這樣一個反差自然會激發義憤和批判聲音,要求權貴們檢討反省。

由此可見,八九民運發軔於對「經濟」的追求,用現今解說即是追求經濟平等,指人們在經濟上擁有更平等的地位,包括對壟斷資本的抑制和社會福利的合理供給等。更進一步,這是當時年輕世代對於自我人生價值的追求,他們希望蓬勃的社會發展中,個人的價值能夠得到體現,尤其是通過個人奮鬥獲得幸福之價值。而所謂「權貴」、「雙軌制」、「官倒」已經成為這種實現自我理想、自我價值的阻礙。

至於「政治民主」訴求,廣場上的年輕人也是以「反貪污」、「反官倒」為起點,將矛頭指向中共黨內一些政治人物,要他們下台,但自始至終「打倒共產黨」這五個字都不是廣場內的主旋律。

事情之所以急轉直下,緣於中共缺乏社會治理手段,以至爆發少數打砸搶事件,讓和平的學生運動平白添加「動亂」色彩,繼而被一部分當權的保守派利用,繼續激化和平的學生運動,將其演變為激烈的政治運動。與此同時,學運逐漸由街頭群眾運動,演變為中共黨內的路線之爭,當局面對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峻的挑戰,將其解讀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引爆政治衝突。如是者,八九學運由一場救亡、反貪、追求美好生活的大型集會,在6月4日鎮壓槍聲中淪為血色的政治禁忌。

繁榮市場經濟下追尋自我理想

三十年過後,天安門廣場上盡是遊客和公安,人民英雄紀念碑不復見帳蓬旗海,而年輕人們忙於乘地鐵坐公車,於摩天大廈林立的北京,尋覓自己的生活模式和工作機遇,箇中巨變是一連串重大政策決定的結果。六四之後中國一度陷於各國制裁和封鎖,走計劃經濟回頭路成為可能選項,然而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於1992年展開「南巡」,表明「誰不改革,誰就下台」,一錘定音後改革開放繼續推進,其後幾年陸續解決雙軌制和經濟過熱問題,並且正式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奠定國力基礎。

經過1998年金融風暴和2008年金融海嘯,中國經濟總量仍節節上升,從當時的世界排名第8位升到第2位,從4611億美元上漲到2018年134074億美元,激增29倍,人均GDP也從1989年的310美元增長到超過9000美元,從一個典型的貧窮落後的低收入國家,變成了一個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並且成為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大國和最大貿易國,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更是蓬勃發展,成為美國之外最主要的產業引領者和規則制定者。中外各界都認同,中國的經濟成就屬「奇蹟」級數,人民生活大幅改善。

正是在經濟飛躍的大背景下,三十年後的新中國青年相比六四前輩,更有自信去成家立室,實現人生理想,並在宏觀條件穩定的情況下,尋求自己的生活方式。有的追求名利地位和優質生活,至少都要當上一個掛名管理層和中產階級。望著可望而暫時不可即的目標,他們願意二三十年如一日,朝九晚九做足六天工作;有的則從吾所好,當「佛系」青年閒時看法國電影、喝英國紅茶、學習日本茶道,放假時當一名寫意驢友,漫步於西藏天然美麗的高原風光。

如果時光可以倒流,三十年前廣場上的青年會選擇再次走上街頭,冒生命危險爭取更公平的資源分配,抑或選擇在現代化大都會裡過如下生活呢?他可以成為一名註冊會計歸,安居於城郊的中產社區,隔壁住了中關村科研人員,樓上是一對退休公務員夫婦。他和妻子生下一子一女,每天清晨吃西式早餐和喝星巴克咖啡,然後走進地鐵站或公交站,開始漫長的一天,儘管大部份時間都用於通勤和加班,但一到晚上回家看見老婆和小孩,所有辛勞一掃而空,一家四口臨睡前計劃下星期遊日本賞櫻。

六四期間,民主女神像被放置在天安門廣場。(美聯社)

六四死難者仍有待平反

三十年前,經濟問題觸發政治危機;三十年後,經濟發展消融政治爭拗。雖然這一代青年的而且確過著更為優渥的生活,生活和工作選擇也多得多,但不代表在光明大環境下沒有潛藏「經濟民主」訴求,最近的996爭議就是最佳例子。

溫飽無憂的白領階級心中不乏焦慮與恐懼,他們身處科技大轉型時刻,同時面對危險與機遇,既擔心今天的「超額」付出能否換來未來的回報,也不滿以老闆為首的上一代人對這種「擔憂」漠不關心,於是以批評996作為宣洩渠道。或者有見及此,中國政府致力引導高端產業由移動支付和生活平台,轉往人工智能、無人化生產、大數據應用等尖端領域,其間則推行產業政策以確保轉型順利,不至於造成就業和收入震蕩。

另一邊廂,六四年輕人當日「反貪污」、「反官倒」,這股反腐風潮三十年後已席捲中共黨內架構。從2012年開始,中共透過嚴厲反腐和大規模扶貧,嚴厲反對腐敗,慎防資本和權力結合劫持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增長成果,在資本主導下形成嚴重的貧富分化,從而在根本上否定中共的政黨性質,以及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迄今為止,這種危險的傾向已經得到有效遏制,一場潛在的革命或街頭抗議運動,已經被化於無形。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六四後在一個穩定的環境下,中國取得成績是巨大的,可是也不能改變六四主體的愛國性質,不能否認學生熱情;對那些受難者家屬和受傷者,應該要賠償,在合適的時候應該給予平反,解開這個死結。對中共來說,要展現自己的政治自信,適時放下這個歷史包袱。更為要者,對中共這個已執政70年的政黨來說,必須要走出國家暴力迷思,學會用現代執政黨的心態,對待正常爭論和利益分配問題,並改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上文節錄自第16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6月3日)《三十年內地面貌幾番新 青年實現「自我價值」訴求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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