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當「真普選」被視為救命草 京港未建「真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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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二十二年來最激烈的社會抗爭,使世界各地不少人驟然發現,香港已不再是那個秩序井然的自由港了。香港究竟怎麼了?經常走動於陸港兩地的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理事林朝暉直言,近兩屆特區政府打着挑戰既得政經結構的口號上台,但無所作為,使民眾徹底失望,繼而寄望實現普選以改變現況。他又指出,民怨沸騰背後,還有港人在現時強調「一國」的框架之下,日益看不清香港自身的角色和位置,因而產生了強烈焦慮。

反逃犯條例示威持續,至7.7尖沙咀大遊行後,示威者遊行至旺角,警方以警棍襲擊示威者。(李澤彤攝)

香港01:雖然年輕人走上街頭的因由是反修訂《逃犯條例》,但背後的怨氣和怒氣,有對港府不作為的不滿,有對中央干預相關事務的反感,也有來自住屋、就業壓力等。在你看來這股怨氣和怒氣究竟是怎樣一步步積累到今天這個地步的?

林朝暉:事情的大背景當然可說是大家對經濟、民生很多問題有怨氣,但我覺得更直接的原因是對兩屆政府徹底失望。無論是梁振英政府還是林鄭月娥政府,都讓香港市民看到,一開始打着重視民生,要為香港人解決問題的口號,特別是要挑戰「地產霸權」,挑戰整個政經結構、土地問題,可結果是什麼承諾都沒做;反過來在大灣區規劃等陸港融合紅利未見前,率先挑起了港人長期以來對兩地法制不同的恐懼。簡言之,港人未見其利,先見其弊。

修訂《逃犯條例》只是一個觸發點,但可以明顯感覺到港人的恐懼。泛民主派正是利用了這一點,給出了非此即彼的選擇:如果想拒絕快速融合,就得支持反修例。有了這樣的二元選擇,特區政府的技術解釋根本不重要,都訴諸了純粹的恐懼和恐慌。這種恐慌也不是今天才有的,回歸第一天就有。不過回歸至今也不是沒有好轉過,2005年中央很多惠港政策,民生也能看到變化,港人感覺與中央是同心同德,民意自然跟着漲上去了。但後來民生狀況轉壞了,而且民眾感覺到的是「一國兩制」下愈來愈強化「一國」,甚至提出所謂全面管治權,生活上的壓力帶來的排拒和恐慌不斷累積,就到了今天這地步。我們的研究也發現,港人不少都感到在現時強調「一國」的框架之下,香港自身的角色和位置在哪裏,愈來愈模糊和看不清,產生強烈焦慮。

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理事林朝暉。(資料圖片)

香港01:香港今天面臨結構性難題和治理困局,北京難辭其咎,但一味把問題都歸咎於北京,會不會有點盲目和偏頗,而且容易使更本質的原因被忽略?

林朝暉:修例雖然不是中央推動的,但無可否認的是特區政府推任何與兩制相關的事情,都必然會被市民將事件與中央扣連在一起。特區政府這次估計也沒有想到會讓中央陷入如此尷尬和騎虎難下的境地。即便如此,中央在這個事情上能否有角色?我覺得應該有的。中央政府作為「一國兩制」裏最重要的主體,也是特區政府的監督者,如果認為這個方案是影響整個大戰略和大方向的,就應當出手阻止。這個阻止不是說干涉香港的高度自治,而是作為監督者很重要的職責,確保「一國兩制」按照既定大方向走。就像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香港回歸二十周年講話中說的,我們先民生,先放下政治。既然大方向定好了,香港也期待更好的民生,那是否有必要在這個時候重啟政治性的議題?戰術若然有錯誤,是不是應該適時調整?總歸一句話,特區政府把中央綁上了「戰車」,結果各方目前也沒有更好的機制去處理。

今年香港七一遊行期間,有不少民眾未忘「真普選」訴求。(侯彩琳攝)

香港01:走上街頭的年輕人的訴求和口號,都是政治性的,實際的民生問題並沒有直接喊出來。

林朝暉:為什麼大家不會喊那麼實際的要求?喊了又怎樣?現在香港的自我修正機制很有限,大家也不會指望這一屆特區政府在現有的政治經濟框架裏,可以做出什麼改變。所以香港市民才會多年來很急切希望要普選,因為他們相信只有特首是通過普選的方式選出來的時候,才會維護他們的利益,他們的聲音才會被聽到。所以你說為什麼不喊住房問題、就業問題,是因為香港年輕人覺得整個政權或者整個政府的結構是有問題的,這個根本制度問題不解決,喊再多實際政策訴求也無濟於事。

香港01:有了普選,這些問題就能順利解決嗎?

林朝暉:民主大概不能夠治百病,但至少會逼着候選人要獲得你的支持,就要替你做實事。在現有的體制機制下,不管哪個候選人,敢出來跟地產商敵對嗎?沒有人會敢。而且立法會裏面功能組別佔了一半,當你所有的方案都需要商界支援通過的時候,你會做跟他們利益有衝突的法案嗎?

比如這次修例,商界代表很不滿意,結果林鄭只能尋求中央的幫助,要不然中聯辦怎麼約見那麼多的政協、人大、商界代表,通過北京來捆綁那些票,用中央的權力來壓這些人?這導致的局面是,要不取悅商界及建制派來確保法案通過;要通過一些逆着商界利益的法案,就不得不尋求中央出手whip the vote(箍票)。

反逃犯條例示威持續,至7.7尖沙咀大遊行後,示威者遊行至旺角,警方以警棍襲擊示威者。有的士司機在現場「死火」停車。(黃偉倫攝)

香港01:香港不是沒有普選的機會,而是自己否決了。因為不信任,所以不斷惡性循環。這裏面有北京涉港機構,有特區政府,還有一些智庫和媒體的聲音摻雜其中。

林朝暉:當時香港有很一大部份市民希望一步到位,希望中央政府撤走所謂的提名委員會,但是我相信當前會有很多既得利益者反對。所以,保留提名委員會然後再普選,雖然不是最理想的方案,卻也是折衷且可行的方案。中央政府也給了很明確的承諾,當時三位對港部門的主要官員都出來用粵語說「袋住先」,這個話說得很明白,就是以後會更好。我覺得不用去懷疑中央政府給普選的誠意。至於現在的惡性循環局面,也很難要求香港市民去理解。

你點出一個很好的問題,整個治港體系內層層疊疊,誰都掌握不準。但有一點,特區政府是擁有較高自治權的政府,儘管中央不少講話提供了戰略思維,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尊重港府自己的看法。在這個過程中,對港部門權力有限,特區政府對中央的政策有時候理解不到位,所以溝通機制就顯得很重要。

這個溝通機制不僅是中央與泛民的溝通,中央與港人的溝通,對港部門與特區政府的溝通,也不是為了某個具體事務比如一地兩檢才臨時設立一個小組,而是長期的協調和溝通。比如說特區政府明明有駐京辦,在內地的體制裏它扮演很重要的溝通角色,但香港駐京辦主任在政務官體系裏只是首長級第六級,這等級在北京叩門,叩任何一個部門都不想理你,等於是處長,處長在北京只是一個部長的秘書。

林朝暉認為,國民教育缺失是香港根深蒂固的問題。圖為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資料圖片)

香港行政長官也只是個部級官員,派個首長級第六級的擔任駐京辦主任,每周給特首辦寫所謂的駐京辦主任報告,有用嗎?有效嗎?我經常說駐京辦主任應該是政治委任,下面還需要有個智囊團,掌握北京的風向。「一國兩制」內如何體現一國、維護兩制?中央在香港有中聯辦去了解香港、處理香港問題,特區政府也有責任有一堆人專門在北京了解北京,問問北京的看法或參與在北京的對港決策過程,最起碼也應該有人懂得用內地聽得懂的話把香港實況及難處與高層溝通。

這不是說互相去干涉對方,而是在政策醞釀階段多聽一下各方的看法,促成更多央港官民交流,這是加強溝通,也是一個好事。有時候港人也會覺得中央的一些政策或者一些話語很不接地氣,用內地那一套跟港人說話是聽不懂的,為什麼不能調一調?特區管治這麼多年來始終沒有把這個制度完善,很容易出現問題,一旦有了政治危機,每次又只好搬出境外敵對勢力來推搪本質問題。

香港01:說到底,香港始終未完成去殖民地化,而國民教育缺失也造成認同感危機。

林朝暉:這兩點是根深柢固的問題。就目前來說,關鍵是我們有沒有好的時機,好的方法去修補這兩個問題?曾經有過時機,始終沒做好;每次戰略對了,戰術每次都錯。

林朝暉認為,政府硬把警察推到第一線去平息反修例風波,帶來傷害,政治問題應由政治解決。(資料圖片)

香港01:回到這次的修例風波,也明顯能感覺到「戰術」錯誤帶來的傷害。

林朝暉:沒錯,我覺得這次修例至少有三個很大的傷害。第一,能感覺到中央政府一直想重視民生,希望香港有一個平穩的局面,政治紛爭可以少一點,兩邊的勢力都往中間走。經過這次修例風波,不僅會給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甚至2022的特首選舉帶來很大影響,整個局面又會重新極端化,影響甚至打亂了中央對香港的佈局。

第二,修例衝突讓港台真的扭成一團。之前「佔中」事件一直說港台之間會扭成一團,我覺得有點過度了,但是這次台灣不只在民眾層面,各個政黨和有意競選總統的候選人都在回應,有捆綁台灣大選的趨勢。要知道,香港問題一牽扯到兩岸問題,就會更加複雜。

最後一個傷害就是政府硬把警察推到第一線去平息反修例風波,政治問題應由政治解決。讓警員成為發洩對公權力不滿的主要對象,這樣不僅不公平,而且一旦特區政府習慣了這套做法,可能對香港法治造成嚴重衝擊。市民會思量,原來作為正義象徵的警員是會這樣強硬對待市民的,人們也會更恐慌。香港引以為傲的法治需要可信任可敬的執法者,才是完整的。林朝暉認為,香港政府應加強駐京辦角色,掌握北京的風向,並切實向中央反映香港景況。

上文節錄自第17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7月8日)的《當「真普選」被視為救命草 京港未建「真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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