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百年冥誕:一位被遺忘改革者的生前身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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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是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百歲冥誕。趙紫陽曾任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總書記。在下台之前,他也曾經被看作是推動中國重大經濟改革的功勳人物。但因為在「六四事件」這樣的歷史關鍵時刻犯過「嚴重錯誤」,他並未獲得與中共總書記職位相匹配的官方紀念,其家人在香港媒體發文進行了紀念,甚至在去世14年之後,他依然還沒有入土為安——趙紫陽2005年逝世後,骨灰一直存放家中。

10月17日是已故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誕辰100周年,趙紫陽的河南同鄉和舊部屬等,陸續到北京故居拜祭。(網上圖片)

作為中共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黃金時期的中共改革派領袖人物之一,趙紫陽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推進有過「有益的貢獻」,這一點,中共官方也予以了認可;在「六四事件」中,他犯了政治錯誤,並為此付出了代價。功過兩論,作為中共重要歷史時刻的重要參與者和直接見證人,既有過「有益貢獻」又犯過「嚴重錯誤」趙紫陽,不應該成為歷史禁忌,被湮沒歷史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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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任前總書記的不同命運

趙紫陽生於1919年,卒於2005年,中共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之一。20世紀80年代先後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共總書記,被視為改革派主要領袖。在19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 趙紫陽與胡耀邦曾被公認為驅動改革開放的中共改革派中的標杆人物。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惡、平反冤假錯案、思想解放運動的主持者,而趙紫陽於1980年8月開始擔任國務院總理。是經濟改革(農村的包產到戶和城市的企業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動者。

胡耀邦在1981年6月開始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但在1987年因為被指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迫下台,並在1989年4月去世。他的去世引發中國大批民眾發起悼念活動,後來悼念活動演變成學生的抗議示威運動,最終導致「六四事件」的發生。

1989年5月19日,趙紫陽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與絕食的大學生交談,敦促他們停止絕食。(AP)

趙紫陽於1987年1月接替胡耀邦出任代理總書記,並在同年正式擔任黨總書記。兩年之後的1989年,趙紫陽在「六四事件」遭遇政治滑鐵盧。在1989年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公報中,趙紫陽被定「支持動亂和分裂黨」兩條大罪,撤銷一切職務,進行審查。自此之後,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任中共前總書記,曾經長時間成為中國政壇及官方媒體的「禁忌」。一直遭到官方軟禁的趙紫陽雖然後來也獲准出外參加私人活動,但一直不準參加任何公開活動。直到今天,在中國官方媒體上仍然避諱提到趙紫陽的名字。

在2005年1月趙紫陽去世時,中共政治局常委賈慶林、賀國強「代表中央領導同志」出席告別儀式。官方新華社也只是簡單報道了他去世的消息,報道中沒有提及他曾經擔任過國務院總理和中共總書記。新華社在2005年1月29日刊發關於趙紫陽遺體火化的消息時,評價說:

「在革命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趙紫陽同志在地方先後擔任過中共縣委、地委、省委主要領導職務;在改革開放前期,趙紫陽同志先後擔任過中央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過有益的貢獻。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趙紫陽同志犯了嚴重錯誤。」

嚴重錯誤,是指「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縱容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削弱黨的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這是1989年8月28日在《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對趙紫陽錯誤的定性。

幾年來,特別是趙紫陽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來,由於他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縱容、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削弱黨的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加上在其他方面的失誤,加劇了黨內思想混亂、組織渙散、紀律鬆弛,助長了腐敗現象的滋生,嚴重損害了黨群關係,削弱了黨的戰鬥力。國內外敵對勢力所以能夠興風作浪,以至製造動亂和反革命暴亂,問題主要出在黨內。

不過,有分析稱,趙紫陽逝世後,新華社雖然重申趙紫陽在「六四」事件中「犯了嚴重錯誤」,但不再提「支持動亂和分裂黨」。評價趙紫陽的功績,也從原來的「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提高到「作出過有益的貢獻」,這說明中共對趙紫陽的定性是有所鬆動,總體向好,也更為趨向客觀。

相比於趙紫陽,胡耀邦近年來得到的官方待遇則要好得多。首先,在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大型活動紀念胡耀90歲冥誕,不但首次打破不能提胡耀邦的禁忌,而且還在活動中還給予胡耀邦高度評價。2015年,胡耀邦誕辰100周年時,中共舉辦了高規格的紀念活動。

2014年8月,中國官方為了紀念已故中共元老鄧小平冥誕110周年,特別拍攝了一個大型歷史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多位中共歷史人物的形象重現在該劇中,其中包括了胡耀邦,但是趙紫陽在劇中沒有被點名。

《歷史改革中的鄧小平》出現了趙紫陽的形象,但沒有給出名字。(央視截圖)

1996年,中共中央曾頒發《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舉辦已故黨和國家領導同志誕辰紀念活動的通知》,其中將領導人分為四個等級:

第一等為毛澤東。第二等是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等「在黨的歷史上處於核心領導地位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第三等是周、劉、朱、陳之外「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副主席的同志」。第四等是「已故的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顧委副主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中顧委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委員和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同志。

根據官方對胡耀邦的紀念規格,胡耀邦應該屬於第二等。對這一等級的領導人的誕辰紀念活動「在逢十、逢五十、逢百周年時舉辦。逢十週年,發表紀念文章;中央有關部門召開紀念座談會, 中央領導同志出席並講話;誕生地召開紀念座談會。逢百周年,中共中央召開紀念大會,黨和國家領導同志出席,中央主要領導同志講話。」如果沒犯錯誤,趙紫陽也應該在第二等。

時代「改革先鋒」的生前身後名

對於趙紫陽其人可能很多中國的年輕人知之甚少,但經歷過改革開放初期那個年代的人,都對一句民謠——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耳熟能詳。趙紫陽70年代中期在四川,成功進行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並在中國推廣。此時的趙紫陽,是「文革」後中國的「改革先鋒」。正是因為如此,他在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在同年出任國務院總理。

國務院前副總理田紀雲,發表於趙紫陽逝世後不久的紀念文章《田紀雲:我所了解的趙紫陽》曾對這一段歷史有着較為詳盡的描述:

趙紫陽進川后,首先面對的是長期「左」傾路線和「文革」所造成的殘局,政治上一片混亂,內戰不止,幹部隊伍陣線不清,人妖顛倒,經濟上瀕於崩潰,人民生活極度困難。趙背後由於有鐵腕人物鄧小平支持,進川后立即精心部署,大刀闊斧地收拾混亂不堪的局面。 …… 從多次接觸中,我對趙有這樣的印象:有水平,有能力,有幹勁,對各種複雜的問題,他能高屋建瓴,抓住要害,一語道破;他作風樸實,平易近人,能與各級幹部、群眾平等地討論問題;他思想活躍,不僵化,不固執,從善如流;他決定問題乾脆利落,從不拖泥帶水;他定的問題執行中出了毛病,從不責怪下級,勇於承擔責任。

1978年2月,鄧小平到四川視察,對四川工作評價很高,說趙紫陽在粉碎「四人幫」後不到兩年就改變了四川的面貌。在人民群眾中普遍流傳着「要吃糧找紫陽,紫陽來了喜洋洋」的佳話。1987年6月12日,鄧小平在會見來訪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時還說,中國農村改革,有兩個省帶頭,一個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鄉,那時候是紫陽同志主持;一個是安徽省,那時候是萬里同志主持。群眾說:「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鄧小平對趙紫陽在四川主政時的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

2018年,趙紫陽逝世13周年,趙紫陽故居,悼念者手持「吃糧不忘紫陽情」的橫幅。(Reuters)

趙紫陽主政國務院時,全面負責全國的經濟工作。中國剛剛結束了歷時十年的「文革」,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提出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目標,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在工業、農業、科技和國防等方面實現現代化。恰恰是趙紫陽執政時期,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在全國普及,並不斷深化完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也全面展開,並開始啟動政治體制改革。

1984年10月20日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了趙紫陽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成為這一時期中共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在同時召開的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鄧小平高度評價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他說:前天中央委員會通過這個決定的時候,我講了幾句話,我說我的印象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我是這麼個評價。

鄧小平還說: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看清楚了。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鄧小平說:我們要向世界說明,我們現在制定的這些方針、政策、戰略,誰也改變不了。

經濟體制改革之外,在這個時期,中國也在同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1980年8月18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8月31日政治局通過了這個講話。這個講話被廣泛認為系統地分析了中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現狀,指出了現行體制的弊端,提出了改革的目標和方針,被稱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性文件。

作為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政治體制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趙紫陽牽頭成立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遠期設想和近期目標。近期目標和措施大部分被吸納到趙紫陽在1987年召開黨的十三大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從而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奠定了基礎。田紀雲評價:現在看(2015年),十三大提出的政治報告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具開拓精神和民主政治色彩的一份政治改革宣言,報告中提出的政改方案至今仍然是正確的,也是符合鄧小平理論的。

2009年5月29日,香港讀者在購買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回憶錄。(Reuters)

據稱,中共在改革開放至今一直提倡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概念,就是由趙紫陽提出。他在1987年1月30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這一概念,他說:「『一個中心』即鄧小平同志經常強調的要始終以經濟建設為重點,『兩個基本點』,一個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個是堅持改革、開放、搞活,二者缺一不可。」上述概念在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中被正式上升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

20世紀80年代末,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浪潮中,對於正在開展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提出了「四個不變」和「四個不要」的方針,「四個不變」是:全面改革的方針不變,對外開放的方針不變,現行城鄉政策不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方針不變。「四個不要」是:不要層層點名,不要層層抓代理人,不要對經濟理論中的不同意見進行批判,不要在農村反自由化。有分析指出,這非常符合趙紫陽的政治理念,但於當時的政治形勢而言不夠強硬,太過理想化。

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當選為黨的總書記後,於1987年11月28日最後一次主持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趙紫陽作了簡短講話,在趙講完話後,之後擔任全國人大委員的長萬里,講了兩句話,他說:「紫陽同志是有政績的總理,合格的總理,希望後任者也像紫陽同志一樣做一個合格的總理。」可以說,中國20世紀80年代在趙紫陽主政時期,給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等各個方面的發展,打下了豐厚的基礎。

曾與趙紫陽共事多年的田紀雲,在他上文提到的紀念趙紫陽的文章中評價:我所了解的趙紫陽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特別是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這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殺的歷史事實。這是中共歷屆領導人中為數不多的對趙紫陽的公開評價。

美國學者傅高義在其著作《鄧小平時代》中提到,他(趙紫陽)的批評者認為,他在「六四事件」中面對抗議學生時不夠果斷,過於關心自己「開明領導人」的形象,從而助推了事件的發生。而在該書附錄中,也有關於趙紫陽的人物評述,文中提到趙「對國際經濟問題有着出色把握」、「是傑出而又堅定的改革家」。同時將趙與胡耀邦做比較,提到他雖然不像胡一樣熱情洋溢,但由於不拘一格、平易近人也能受到部下喜愛。文中稱,趙不是政壇上的快拳手,但是有報效國家的崇高意識。但文章同時也指,儘管趙紫陽為人和藹可親,但是亦有同事認為其不合羣,喜歡為自己着想。

趙紫陽打高爾夫時的照片。(Reuters)

在趙紫陽百年誕辰紀念日前夕,趙紫陽的子女為其撰文,文章記錄了趙紫陽的一生。文章最後表示,趙紫陽的一生:學生時的熱血、抗戰時的艱難、建國時歡欣、饑荒時的迷茫、文革時的絕望、天府大地重生的喜悦、改革開放的豪邁、「八九」的痛楚以及晚年的沉思,這一切,早已是過眼雲煙,將慢慢地消逝在歷史長河的淌流中。唯有他以最後的行為,向中國共產黨人發出的呼籲,仍在迴響:我們希望改變中國,希望改變世界,為什麼我們不能改變一下自己呢?

「六四」後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裔學者李政道教授曾經這樣評價這段歷史,「過去兩個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沒有站住,並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但後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鄧小平的評價無疑是十分坦率和客觀的。

無論如何,作為改革開放的重要領導者,他曾積極推動中國的經濟改革。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應當一分為二去辨析,讓他消失於中國的歷史中,這並不是最為妥當的處理方式。相信中共有這個自信,隨着時間的推移讓他重回歷史,任人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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