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四中】完成鄧的政治承諾 習在四中上究竟要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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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年前,清帝國末期,戊戌變法與義和團運動接連發生,中國人打開國門看世界,「現代化」的理念初生,變法與流血共生,古老的文明掀開了與工業文明武力衝突的序幕,綿延出百餘年的大沖突大動盪;60年前,毛澤東希望通過「三面紅旗」的運動,引領這個古老的國家跑步進入他理想的共產主義,隨之又引發了數十年的國家震盪……過去一百餘年的中國歷史,都是在探尋一個現代化的答案。

1989年六四風波後,當時中國社會瀰漫着對於改革開放和中共執政穩定性的懷疑、猜測,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這種懷疑煙消雲散。今天當中國人在回憶那一段歷史時,眼光通常聚焦在「經濟改革」層面。實際上1992年南巡過程中,鄧小平不單單是在支持經濟改革,更是談到了中國這個剛剛從風波動盪中走出的古老國家,應該如何實現更廣泛意義上的現代化。

2014年,習近平在一箇中共省部級高級官員的學習班上,回憶起看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的講話,說道——「『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當年看到鄧小平同志這段話,我腦子裏就浮現幾個問題:為什麼鄧小平同志要強調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什麼是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為什麼鄧小平同志要強調『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才行?在主持起草三中全會決定過程中,我覺得鄧小平同志講的『再有三十年的時間』就是二〇二二年,時間很緊了,必須儘早把這個戰略構想落下來,提出一個總目標,並用它來統領各領域改革。在集思廣益的基礎上,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

這成為第五個現代化的緣起,是即將在中國進行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核心議題,也是習近平要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現代化治理的「初心」。

2014年2月17日,習近平在中國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回憶鄧小平對中國「現代化」的認識。(新華社)

「我看到了毛澤東」

在今年中共建政七十週年大閲兵後,中國網絡上流傳一段對話——「有人問特朗普,『總統先生,你對中國閲兵最大的感受是什麼,是東風-41導彈嗎?』『不,是我看到了毛澤東。』」儘管這是一個虛擬的對話,但是證明在很多人的眼中,習近平,越來越像中共的建政領袖毛澤東,而且這已經不是少數人的直覺,已經成為越來越多普通人的政治觀感。

早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多維新聞便做出了從毛澤東、鄧小平到習近平這樣的斷代和判斷。如果說當時給出的判斷還是感性的、期望式的,那麼在今天回顧,不僅這一判斷本身無可厚非,而且從習近平展現出的氣質、抱負與氣魄,言之「超鄧趕毛」已然可作為對習近平新時代的期許,習近平承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並將之深化,期望最終能夠徹底復興中國。習近平也不忘學習毛澤東的治國理政,全面從嚴治黨,盪滌官場。習的理想無疑是讓共產黨恢復建黨之初的本來面目,要以人民為根本,因此,他把中國最後近1億貧困人口的徹底脱貧,列為最為重要的政治與發展任務。。

換言之,「毛、鄧、習」的斷代,如果放到幾年後再檢驗,很可能會提升為「毛、習」。這兩位中國領導者,在某種精神氣質上有着相同的特點和傳承。這種斷代並不是要將不同時期的領袖作口舌比較,而是藉這種比較,能對某一個時代的特徵做出更好的認識。

雖然在一些觀點看來,任何一個在中國官場浸淫多年的政治人物都不可能本真地保留着其原來的質樸和理想主義的色彩,但這中間仍不能忽略一個政治家當他站在一定高度時希望用手中權力去實現自己政治夢想的決心。正如同出身革命家庭的習近平,其出身背景所帶來的天然責任和絕對使命,決定了當他在成為中共總書記後會立刻拿起其先輩毛澤東所使用的種種治國之術,例如「批評與自我批評」等。

直至今天,毛澤東正安然沉睡在天安門南邊莊嚴的紀念堂,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中國人排隊瞻仰他的遺容,他制定的理論和路線仍然指導着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方針。毫無疑問,沒有人能夠挑戰他在中國的地位,毛澤東仍然影響着當今中國。在中國官方的講述中,這位來自湖南鄉村的書生總隨身帶着一把油紙傘,行走在中國南方的田野,他比他的政治對手更了解中國,更善於把握中國人的需要。於是,他先戰勝了那些留學回國的黨內同志,成為中國共產黨無可爭議的領袖,然後,他又打敗了國民黨的蔣介石政權,成為中國的領袖,並最終試圖帶領他的人民走向一條「人人大同」的共產主義道路。

直至今天,很多人,不只是左派,仍然願意把毛澤東看成理想主義者,為了理想不顧一切。曾有大陸民眾在一篇追思毛澤東的文章中這樣評價,「從更廣闊的背景上看,毛澤東的理想主義特質並非獨有,其實,中國共產黨從誕生的那一天開始就具有這種特質,毛澤東強化了這種特質。這種特質使得中共內部不斷髮生的政治清洗成為一種內在必須,這種特質使得中國共產黨由弱變強,最終擊敗了組織渙散的國民黨政權。可以說,毛澤東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過程中,他的理想主義特質建立了強大的組織力量和道德力量,這是他的致勝法寶」。不過同樣,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失去了一個明確的目標,他的理想主義變成了一種富有浪漫色彩的探索,從大鍊鋼鐵到超英趕美,從大躍進到人民公社,這些探索缺乏分析和研究,後果自然是可悲的。

今天正在展現出愈來愈多毛澤東特質的習近平,或許也正在試圖展現着這種理想主義者的風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他的出身背景。1953年出生的他在出生時,其父習仲勛已經官至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其10歲那年,習仲勛因「習仲勛、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1968年習仲勛被囚禁在獄中直至「文革」結束。可以說,在習近平成長的青少年時期,其家庭給他帶來榮耀的同時,也帶給他很多與大部分中國普通民眾一樣痛苦的回憶。1969年,習近平和今天大批中共高層一樣,成為下鄉知青,離開城市,進入農村,並從基層一步步升遷。這種經歷也被今天很多政治觀察人士認為是習近平能夠接地氣、體恤人民疾苦的重要原因。從2012年迄今習近平在管理軍隊、反腐敗、加強意識形態管理和中央集權等領域的做法,讓「毛、習」的觀感更為深入人心。

習近平昨日(10月24日)在深圳及廣州考察,今日(10月25日)官媒新華社旗下的微博帳號「新華視點」披露考察詳情。 2018年10月24日,習近平在深圳考察,他在參觀「大潮起珠江─廣東改革開放40周年展覽」時表示,「中國改革開放永不停步」。(資料圖片)

第五個現代化——鄧與習的傳承

但是,這是否意味着習近平與鄧小平就進行了「割裂」呢?顯然不是這樣。從鄧小平到習近平的政治傳承,在第五個現代化這個議題上體現的尤為突出。

如果「毛、習」的傳承是領袖氣質的傳承,是世界觀的相似,那鄧小平與習近平之間的傳承,則更加體現在治國理政的理念上,從習近平2014年關於「第五個現代化」的講話可以看出,在習本人的政治觀念中,思考、繼承、發展鄧小平在1992年所說的對於中國這個古老國家該如何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是有一種使命感的。延伸出來就形成了「第五個現代化」的議題,並最終伴隨着習近平2012年成為中共第五代領導人,這個政治理念開始成為中國新時代「國策」。

縱觀2012年開始迄今的「習近平時代」,兩次南巡,全面深化改革,儘管習近平展現了「毛澤東式」的雄心與抱負,但是政策推行,在對於「現代化」的重視,「習式改革」與「鄧式改革」也有着根本的傳承關係。無論是在維護中共政治地位還是經濟民生層面,鄧小平改革與習近平改革在要實現的政治經濟目標方面都有着高度一致性。

2012年,《紐約時報》曾發表題為《The risk of taking China's helm》的文章,稱"治理未來十年的中國可能是全球最為艱難的工作之一,而建立社會公平感則是中國下屆最高領導人習近平面臨的最大挑戰"。文章援引北京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政治學教研室主任王佔陽的說法稱"習近平將會是一個年輕的鄧小平"。在那之後習近平進行了他轟動一時的「新南巡」,信號明確,全面深化改革起步。

時至今日,在一些自由派眼中,因為與美國關係正在破裂,因為經濟增速的下滑,因為當下政治氣氛過於肅殺,甚至當下香港形勢的惡化,習近平算不上鄧小平的繼承者。

憑心而論,中美貿易戰是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做主的主動選擇,經濟增速的下滑是經濟結構調整的必然結果,政治氣氛過於肅殺當然與宣傳系統有關係,但是胡温「九龍治水」時代歷歷在目,腐敗叢生,總書記遭架空,如果再讓這種情形延續十年,中國會發生什麼?因為集權和正本清源帶來的「肅殺」,是一種過猶不及,也相信習和他領導的團隊能夠及時「糾偏」,給社會一個更加寬容的氣氛。至於香港問題,更是港英時期和迴歸二十年的遺留,只是這個「雷」在今天爆發。

從即將在本月底召開的中共四中主題「第五個現代化」來看,習近平的政治理念中對於鄧小平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更加現代化的制度的政治承諾心心念念,並希望這個歷史使命能夠在自己這一代人的手上完成,或許這也是他在黨內再度提出「不忘初心」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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