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示威經驗「啟迪」世界 街頭政治已今時不同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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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數百萬法國人走上街頭反對政府的退休改革計劃發起全國範圍內的大罷工,與此同時,在香港已經持續了近6個月的反修例示威風波仍未停息,在此之前的歐洲西班牙因加泰羅尼亞分離主義領導人入獄引發的大規模騷亂,在北非埃及因指控總統及軍方貪腐的多城市抗議,在南美智利聖地亞哥因反對地鐵票價上漲而引發的反政府遊行,在西亞黎巴嫩因反對新的徵税法爆發的衝突……

2019年密集爆發的街頭政治運動中,都似乎提醒人們注意,街頭政治運動「幽靈」重新迴盪在世界各地的上空。但是,不同於20世紀曆史上全球一波又一波的街頭民主化運動浪潮,由於時代背景和現代技術水平的差異,這些分布在全球各個地區的街頭政治運動從發生到組織再到高潮褪去,都呈現出某些共同的特徵,讓街頭政治運動這種政治訴求表達形式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繼巴塞羅納人、加泰羅尼亞向香港學習「和你飛」、「和你塞」堵塞機場行動,智利聖地亞哥人也受到香港人啟發,開始「裝修」(打砸燒等暴力破壞行動)地鐵,使用加密軟件進行集結通訊。2019年以香港反修例運動為代表在世界各地密集出現的街頭政治運動已暴露出與以往顯著不同的特質。而這些手段與策略改變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又會給當代的街頭政治運動帶來哪些指引?

隨機與必然:當代街頭政治運動如何發生

就像當年「阿拉伯之春」起源於北非明珠突尼斯一名小商販與當局發生衝突後選擇自焚那樣,如今的街頭政治運動危機越來越多地在之前幾乎毫無徵兆的背景下發生。當然,這種毫無徵兆並非真的毫無徵兆,就像阿拉伯之春背後是突尼斯等國家的人民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頹勢下感受到了生活的無助與絕望那樣,這次持續近半年的反修例運動雖然也是因為發生在台灣的一起謀殺案而誘發,但事情的本質又並非因為這一偶發性事件,而是實在源於香港自1997年迴歸大陸以來一直未曾消解反而愈演愈烈的社會矛盾。

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種導火索的偶發性導致運動通常並不是經過周密部署與組織來進行的,缺乏統一訴求、統一組織,更「避免」造神領袖,成為這一群氓式運動的現代特徵。

「由所謂雨傘運動領袖到現在沒領袖的一個改變是,每個人都是一個推動者的角色,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終於不是人們排着隊問黃之鋒,下一步應該做什麼,而是每人自己為這問題尋找答案。」這是5年前香港雨傘革命代表性人物黃之鋒為其在今次香港修例風波中的角色所作出的解釋,同時也道出了這次示威運動的特徵:無領袖,無「大台」。

香港反修例示威「無領袖」的特徵讓運動更為靈活但也更容易走向失控。(資料圖片)

5年前,香港雨傘革命讓黃之鋒成為香港民運的代表性人物,30年前,柴玲、王丹等在六四運動中成為民運領袖人物,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甘地、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等等,這些曾領導了街頭政治的人物大概很難想象,沒有領袖的街頭政治要如何開展,誰來策劃,誰來組織,誰來作為代表進行對話。這些問題在今次的香港修例風波中統統都有答案。

事實上,反修例運動似乎從來沒有任何公開領袖,民主派和過往的社運領袖在抗議現場失去主導權,只能從旁充當調解和輔助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示威者通過社交平台連登討論區和加密通訊軟件Telegram自發組織各類抗爭活動。大規模的示威者通過通訊平台在本地甚至世界各個角落建立渠道連結,協調不同的示威形式,參與者自發選擇自己感興趣和信任的群組作為信息來源,自主判斷自己在社運中的角色和行為。有的走上街頭與警察對峙,有的負責網絡輿論宣傳,有的負責國際援助,尋求外部力量的參與,從信息發佈到物資供應,甚至急救站和心理輔導一應俱全,形成一個存在爭議,但又享有共識的整體。

在沒有一個「中心指揮」的政治運動中,他們以香港已故武打影星李小龍「Be Water」(原意為武者不被形式所拘,要像水一樣流動,既柔軟又剛強;既能適應萬物,又能匯聚為強大的力量)的哲學思維作為與警察鬥爭的策略。2019年6月28日晚,示威者曾一度闖進一塊供解放軍駐港部隊作為軍用碼頭使用的地域表達不滿,期間與警方對峙發生衝突,不過當晚的活動只持續到翌日凌晨便結束,示威者認為抗議的目的已達到。事後,香港社運代表性人物岑敖暉在臉書(Facebook)發文稱,他剛見證神蹟出現,準時1時15分,群眾就像潮退一樣撤走,真的完完全全和水一樣。5分鐘內,群眾已經在現場消失了。7月1日,香港立法會一度被示威者闖入佔領,但在港警宣布將強力清場之後,示威者並未長期佔領而是隨後撤離,期間他們通過加密的社交渠道互傳「Be Water」的訊息提醒,迅速解散消失,而不再是像5年前的佔中運動中一樣「留戀」大廣場。再如8月,示威者發起「和你飛」堵塞香港國際機場,實際上,泰國2008年爆發的反政府示威運動中也出現示威者佔領曼谷機場,法國2019年5月的「黃背心」運動中期間也發生數百人穿「黑背心」佔領戴高樂機場,但是怎麼佔、佔完以後做什麼、怎麼離場,香港修例風波中體現的這種靈活性流動性在傳統社運中都不存在。

因此,在此背景下,當局試圖通過抗議者代表進行談話以平息事態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沒有「代表」,誰也不可能代表其他人去選擇結束抗議還是繼續「戰鬥下去」。黃之峰反問「為何要對話」,在他們看來,今次林鄭撤回修例也是在沒有對話的前提下發生的,即使有對話也不證明有作用,「雨傘運動五個學生代表與政府對話,隨後四個起訴,兩個坐牢。」而被中國官方成為「港獨」代表的邵嵐看來,無需對話的原因是如今上街的示威者訴求多樣,這些示威者不希望自己的訴求與意願被某個人或某幾個人所代表,走上街頭代表自己表達訴求才是他們最認可的方式。

此外,儘管示威者各自都是獨立的自發的群體,但是他們又自我認同為擁有統一目標的整體,「不割席」是今次香港修例風波中體現的第二大新特徵。所謂「不割席」是指「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勇武」的結合,温和主張的示威者不會站出來警告勇武派過於暴力而使他們陷於輿論指責,勇武也不會綁架温和派更加激進,他們提出「不分化、不割席」和「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站在同一陣線。而在5年前,香港民主派陣營在「雨傘革命」前後,因為激進和温和抗爭路線存在分歧而陷於分裂,此前的社運規律也多是沿着擴大影響力,多行業串聯響應,而後在外部因素影響與內部分歧中激進派和温和派開始分道揚鑣。今次香港反修例示威雖然堅持「不割席」,但他們都會在網上不斷自我修正立場和檢討策略。

街頭政治運動變化的背後因素

日前,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簽署國會高票通過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與《限制向香港出口催淚彈和人群控制技術法案》(《保護香港法案》),使其生效,這意味着香港議題被正式納入中美角力的戰場。時間往前推3個月,9月中旬,香港民主運動代表性人士黃之鋒、何韻詩出席美國國會作證,呼籲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事實上,包括中國政府在內,很多人都意識在藏匿在香港修例風波背後的外部影響的存在,尤其是中國政府斷言美國的NGO組織和中情局不斷地向香港輸出影響,資助那些活躍分子製造混亂,所以宣布對參與「和平演變」計劃的美國民主基金會等進行制裁。

但是,回過頭來說,包括反修例運動在內,即使的確有美國的國家干預陰謀存在,那也也不應該將責任完全歸咎於這些「煽風點火」的力量。正如上文所說,沒有任何一場街頭政治危機是完全依賴於一些偶發性因素的,這背後是普通民眾長期壓抑的不滿甚至憤怒,而一旦導火索出現,「催化劑」奏效,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勢幾乎是難以避免的。

有學者認為,當代資本主義所採取的剝削和掠奪的運作方式有極強的滲透能力,使得自上而下的社運組織極難進行,但卻給自下而上的草根運動開闢了新的抗爭空間。

街頭政治運動的致命缺陷

從技術的角度講,互聯網的出現,尤其是智能手機與社交軟件的更新換代為今天的社運提供了更便捷的使用工具。

1919年中國五四運動時,還要依靠街頭演講等形式擴大影響,20世紀中期,各種運動形式的開展仍然依靠貼宣傳報、電話等形式,到1980年代之前有了呼叫機,2008年蘋果手機的誕生,將移動電話帶入智能手機時代,隨後推特(Twitter)、telegram(2013年初始版本)相繼誕生。技術的變革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也是近些年社運形式發生變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

不過,雖然使用較為隱秘的社交平台更加高效與具有擴散性,成為高效的街頭運動組織工具,但是這些看似為運動帶來優勢的另一面也帶來了難以避免的困擾。

上文所提的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HKIAD)發言人邵嵐在接受《德國之聲》的一則採訪中被問到,如何看待香港街頭示威者的暴力行動市,邵嵐難以自圓其說,因為他們堅持「不割席」就必然要承受勇武派的激進暴力給整個運動帶來的輿論指責,儘管邵嵐在面對記者的提問時似乎並不想承認,但香港激進示威者砸死無辜市民,淋燒異見人士,打砸燒中資店鋪等等激進暴力的做法已經讓整個反修例運動顯得有些失控。

事實上,今次發生在香港的反修例運動,智利的「反地鐵票價上漲」示威等等,其中的很多新特徵在此前已有體現。例如香港2014年的佔中運動到後期,隨着佔中三子和學聯逐漸失去對運動的掌控力,佔中運動到後期也是「無領袖」的狀態;再如2011年英國因黑人遭警務人員槍殺引發的倫敦暴動,參與騷亂者也是通過黑莓手機及Twitter等網絡工具相互聯繫,使得英國政府難以控制勢態發展;同年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也帶有強烈的去中心化特徵。運動最早的發起人Micah White和Kalle Lasn拒絕為運動提供任何方向性和組織性指導,全部憑藉參與者通過直接民主討論決定方向,此後的法國的黃背心運動,蔓延全球的Me too運動等等。

而且,隨機活動,缺乏策略性的計劃,長久下來極易損耗士氣。而「無大台」的運動形式帶來的一個弱勢在香港的修例風波中也較為突出,即是訴求多樣,不統一。儘管示威者打出「五大訴求」,但這並非是參與反修例運動的統一訴求,也因此,到後來隨着林鄭撤回修例,示威規模大減,示威激進者只能越來越暴力,越來越孤立無援,難以為繼。這恐怕正是街頭運動不同於議會鬥爭的先天缺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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