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兩大「殺手」裹挾三大虧欠 如何建構香港特色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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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1月4日,北京任命現任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駱惠寧接任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卸任。顯然,這樣的「換帥」舉動一方面因應於香港變局本身,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北京對於香港的長遠佈局。而在「換帥」之外,以反修例作為樣本,究竟該如何理解香港問題,又該如何反思香港的資本主義之制度,進而最大限度構建香港特色資本主義,才是長久之計。

圍繞此話題,香港01記者日前專訪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田飛龍。本次訪談共分為三個部分,此為第一部分。

香港01:經過半年多的反修例運動,香港的各種問題,包括表層的,深層的,底層的,都得以暴露而且還在繼續暴露着。而要研究香港今天身處的困局,無法不首先了解香港的制度背景,尤其是香港已經實踐了這麼多年的資本主義制度。以香港反修例作為切入口,今天該如何反思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

「香港01」創辦人于品海先生提出了一個概念,叫「香港特色資本主義」,因為香港過往的資本主義不再能解決這個城市面臨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未能提升財富合理分配的能力,各種社會矛盾全面激化,那不妨借鑑內地改革經驗,重構一種能夠滿足社會追求的資本主義,這種全新的資本主義除了在保持效率的同時,必須維護公平正義,持續優化產業和分配結構,這也是香港今天需要的、而且還在「摸着石頭過河」階段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對此你怎麼看?

田飛龍:資本主義本身不是一個凝固不變的東西,它有自己的優勢,比如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釋放市場的活力,尤其是保證靈活追求利潤。但是它確實侵蝕社會的公平,甚至侵蝕共同體的團結和基本的秩序。面對這些資本主義不同階段的問題,有的國家解決的好一些,有的國家解決得差一些,比如北歐,日本、德國等是解決好一些的,美國就解決的相對差一些。

其實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的理解,不妨沿用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討論。李光耀在總結新加坡模式時提出了「亞洲價值觀」的概念,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科學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於解釋亞洲資本主義。我們需要把「香港特色資本主義」放在亞洲資本主義這個大的脈絡裏來分析,分析資本主義的泛東亞模式,也就是亞洲模式。這裏面會有一些比較性的個案,比如台灣、香港、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從這些個案你會發現普遍性,比如國家的作用,財團財閥的作用,還有社會的作用,個人的作用等等。這裏面的政商關係以及法治的影響與西方歐洲的資本主義是不一樣的,所以香港資本主義不能孤立起來談,香港特色資本主義不僅對香港,對亞洲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或地區都有啟發意義。比如新加坡模式,就很好地平衡了國家與市場,權威與自由,是一種非常獨特的亞洲資本主義模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田飛龍。

香港01:香港在這個過程中就是失衡了。

田飛龍:對。香港在整個心態上,在理解與中國的關係上,理解與東亞文化還有泛中國文化的關係上,實際上殖民化程度還非常深,呈現多重失衡,只是既往在「一國兩制」的模糊敘事空間裏被遮蔽了。新加坡雖然也是殖民地,但是很好地做到了現代化與去殖民化的一個平衡,通過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通過政府主動規劃產業以及提供社會保障,將亞洲價值觀裏面包含的強調社會公平與保持市場和資本的活力結合起來。所以我覺得不要孤立去討論香港特色資本主義,要建立科學的分析框架對這個概念加以精準診斷。

香港01:就像是剝洋葱,最外層是香港自身的維度,第二層可能是亞洲的維度,再往裏可能是世界的維度。彼此之間既有個性,也有一些共性,比較之後才能更清楚各自的問題出在哪兒。

田飛龍:對。因此香港特色資本主義其實可以做更精準的概念化,因為僅僅講「香港特色」的話,其實人們還是不知所以,需要告訴人們「香港特色」到底是什麼。

部分港人存在身份認同危機。(Reuters)

香港01:提到香港的資本主義,就不得不提及被港府乃至北京多次當做成績拿出來炫耀的「最自由經濟體」。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常指香港是「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其在1980年的著作《選擇的自由》中直言,「如果想了解自由市場的真正運動,就應到香港去。」香港迴歸後,弗裏德曼多次質疑香港背離自由經濟原則,1998年香港爆發金融風暴,港府耗資千億入股市救亡,弗里德曼猛烈批評港府「瘋狂」,欲將香港「公有化」。你怎麼看香港作為「最自由經濟體」的樣本和典範意義?

田飛龍:香港被評為最自由經濟體是有代價的,代價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長期巨大的國家安全的虧欠,是以國家安全在香港未能充分制度化為前提的,所以各種各樣的資本人士甚至情報組織都能來到香港,香港就成了一個各方共享的全球化平台。

第二,是社會公平的虧欠,因為政府奉行的是一個積極不干預的管治立場,政府只負責維持平台、秩序,以至於政府對貧富差距,對社會民生疾苦,對於產業升級政策的引導責任基本放棄,消極不作為,這就造成了社會公平的虧欠。

第三,是戰略產業與發展機遇的虧欠。由於香港更強調自己是一個全球經濟的平台,所以對自己產業比較優勢缺乏一個系統的規劃和追求,最後只能依託於本地地產和金融,其他高科技以及本地特色的文化產業並沒有發展起來,長期以來必然出現競爭力的空心化。

以上這些方面的「虧欠」,都是香港付出的代價,由此換來了所謂「最自由經濟體」的評價,背後實際上是香港在用其他方面的損失來補貼全球經濟。所以在習近平時代,「一國兩制」既要維持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同時又要解決這三大虧欠。大灣區某種程度上就是針對這樣一個問題展開的,但香港誤解了國家進一步的善意,對融合發展表現出排斥意象。

香港常年被評為「最自由經濟體」。(資料圖片)

香港01:基於這樣的「現實」與「結果」,該怎麼理解香港的資本主義模式?

田飛龍:香港的資本主義是一種深度殖民化的「平台資本主義」。與新加坡相比較的話,香港對自身政治身份的再建構,對自身利益的認識和維護是不充分的,香港人並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何在,只是在深度殖民化的資本主義平台之上長期「以平台為能力」,以維持殖民化遺產、紐帶作為自身生活價值觀與安全感的唯一標誌。所以這是一種被殖民性全球化深度套牢的資本主義,而不是一種主動自我塑造與發展的資本主義,缺乏自身的自主生命特徵與生機,也缺乏資本主義所必須的最低限度的國家認同前提。

香港01:每當香港被評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香港政府就到處吹噓,一旦被《經濟學人》評為最嚴重「裙帶資本主義」,它卻隻字不提。

田飛龍:是的。香港人誤解了他們對內地的投資佔內地吸引外資之高比例的真實含義與分量,那些都是平台資本進來的,而不是香港自身產生的,更不是香港人自己的財富。比如說中國每年吸引外資大概有60%、70%是從香港投資進來的,可是這跟香港有什麼關係呢?就跟港交所有關係,跟香港的實體經濟有關係嗎?沒有,這不是香港實體經濟的貢獻以及本地製造業或者產業的收穫、收益積累基礎上的對外資本輸出,香港只是一個平台和中轉站。也有不少內地資本「輸出」到香港後再「轉內銷」投資以利用「一國兩制」投資優惠政策的。從香港這裏「過水」不代表「水」是香港的。而香港平台的最關鍵基礎就是中國堅定推行的「一國兩制」,沒有這一憲制前提,香港這個平台是難以維持的。

2014年,《經濟學人》曾指香港存在嚴重的「裙帶資本主義」。(網絡圖片)

香港01:要彌補這樣的三大虧欠,政府這隻手勢必要強起來,可現在我們也看到,特區政府奉行一貫的「小政府」理念。落實到實踐層面,要改變現狀,改革香港這一套資本主義,有哪些可操作的辦法?

田飛龍:說實話要改革這套資本主義蠻難的,因為「一國兩制」相當於各方在香港平台上利益的最優解,就是有意淡化和模糊了主權國家的管治權原理與強度,放任香港平台繼續釋放原來的產能和效應。當這樣一個平台在全球化合作當中受到另外兩股思潮和力量的對衝時,就有可能塌陷。

這裏是指「一國兩制」的兩個「殺手」性因素:一個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強勢興起,一個是西方新冷戰的極限降臨。2019年這兩個方面在香港產生強烈的對衝和交鋒,美國推出香港法案以及港版顏色革命就說明新冷戰已經打響了,香港是遭遇戰。而習近平講民族復興,背後就是很強的一種民族主義的意志,這還不僅僅是情緒,而是一種民族主義的正當而飽滿的意志,就是把自己被壓抑了一百多年的受害者、受辱者的不確定性和波動表達為一種強勢的自我正名與自我成長的主張。

這個國家性的自我主張具體到香港,就是要求這個平台追隨國家民族復興的步伐,對國家做出進一步的貢獻。所以這個時候就會出現兩種拉力:面向國家的融合力與背向國家的分離力。香港本身原本是在中美關係比較好的時候歲月靜好地坐享平台紅利,港人本也可以繼續做這個夢,長期把平台當能力,可是新冷戰把香港往外拉,民族復興把香港往裏拉,香港變得不知所從,精神錯亂。

反修例運動和區議會選舉,我的理解是香港人在沒有能力反思以及在精神上做出決定跟誰走的時候,做的一個最保險的決定,那就是維持現狀,保住現有的生活。可是未來到底會怎麼樣,會失去什麼樣的機會和機遇,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會如何等等問題,香港人暫且不管。想不了明天,把握不了鉅變時刻的命運,就一味幽怨、泄憤及滿足於眼前的「本土」利益。黃色經濟圈也就是這個意思,不管全球化,不管外面的機遇怎麼樣,也不管中美之間怎麼僵持衝突,作為香港就是要跟內地區隔開來,這其實挺悲哀的。因為一旦「一國兩制」出現平台危機,港人就再也沒有生存的根據和依靠了。那種想象中的泛西方世界,其實也很難真的接納香港。

香港01:你提到「一國兩制」可能出現的平台危機,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這個制度設計本身是不是太脆弱了?

田飛龍:「一國兩制」真正的保障條件是中美不打冷戰。時間拉回到香港回歸前,正是在中美堅決不打冷戰的條件下,中國和英國才有可能用「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問題。如果美國當年跟中國打冷戰,像對待蘇聯一樣打中國,《中英聯合聲明》都出不來。所以1979年鄧小平訪美,中國開啟改革開放,中國在越南戰爭當中實際上是拉着美國一起來對抗蘇聯的擴張滲透,對抗蘇聯在中南半島的滲透,作為一個很好的戰略配合,也等於是中國向美國交了投名狀。1979年中美建交具有世界體系結構性演變的關鍵意義。

具體來說,這個「投名狀」的意思是告訴美國,中國會融入資本主義全球經濟體系,但是中國政治改革要自己一步步來,要摸着石頭過河,不會全盤西化。美國當時也產生了戰略上的積極期待,就是通過接觸政策能夠逐步引導中國走上一個市場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道路,成為西方體系的一部分。如果成功引導中國成為一個西方式的民主國家,對美國來說是一個人類歷史上巨大的道德成就,畢竟中國是有着十幾億人口的大國,意味着東方文明大國被西方模式所完全馴服,世界歷史真的「終結」了。

可是美國的這種期待在十八大之後慢慢破滅了。中國沒有走上全盤西化的道路,而是走出了一條兼容於現行全球化秩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僅走通了,而且越來越強大和團結。當美國意識到中國的轉型窗口關閉後,就必然重新轉到冷戰的方式和道路上,就像當年對待蘇聯那樣對待中國。這一轉變以2017年底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出台為主要標誌,其中將中國列為全球性的主要對手和威脅。原來基於這種擱置冷戰而呈現的「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平台也就不願意再共享了,美國會認為香港平台上中國的收益更大,再加上香港平台優勢的削弱是有利於推進冷戰的。美國鷹派的這個不合作思路很清楚,在美國也有着強大的政治市場。

田飛龍稱,在中美堅決不打冷戰的條件下,中國和英國才有可能用「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問題。(資料圖片)

香港01: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今天的習近平,對於香港平台的認識有哪些延續性和不同之處?

田飛龍:1949年解放軍兵團到了深圳河北岸,當時英國人很緊張,毛澤東說不過河,保留住香港地位,維持現狀,後來就變成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中國當時也是把香港作為一個平台,以便在冷戰體系當中保留一定的戰略機動性,保持與西方主流資本主義國家在外交和外貿方面的活口與通道。所以中國與英國在新中國建立之後快速達成了一個戰略妥協,這個戰略妥協對中國和英國都是有利的,因為在毛澤東時代整體上是個嚴格冷戰體系,中國自己會評估收回香港不利於它繼續發揮平台作用。所以1967年香港暴動的時候,中央沒有采取進一步行動,後來香港自己進行改造,逐步培育了一個越來越本土化的香港社會,使得原來的難民社會變成一個本土化的社會。

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初,隨着「九七」大限的時間感迫近,民族主義就出來了。因為九七大限的到來,意味着必須收回香港,這是中國共產黨民族主義的必然要求,就像十九大報告裏講祖國完全統一是民族復興的必然要求一樣。1978、1979年的時候,鄧小平也遇到了這個壓力,就是如果1997年不能收回香港的話,中國共產黨就變成晚清式的賣國政府,這個對執政合法性,對他所理解的中華民族政治責任和政治倫理來講是過不了關的,這個必須要解決。

當然這裏有一個大背景,就是鄧小平的整個戰略決策,整個國家從原來的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外主要是對歐美改革開放,所以用「一國兩制」的方式,能夠既保證滿足民族主義的目標就是收回港澳的要求,同時又能讓港澳繼續保持原來的平台作用,說到底香港還是一個特殊平台。這就是幾代領導人之間在港澳政策上的根本連續性,他們都是着眼於國家現代化的長期戰略並始終精準理解和運用港澳的全球化平台作用。

1982年,鄧小平在北京會見訪華的戴卓爾夫人。(資料圖片)

香港01:到了今天的習近平時代,對於香港這一特殊平台的認識,尤其是對於香港資本主義的認識,又是怎樣的?如果說毛鄧時代是由於特定歷史階段的需要,也不可避免的帶有侷限性,那麼在香港回歸二十多年的今天再來看香港,又該如何全面、準確地理解呢?

田飛龍:從毛、鄧到習,對香港和資本主義的理解應該說是越來越全面,越來越深刻。因為經過建國70年,整個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本身也在發生很大的變化,尤其是底層抗爭和普選權制度化而對資本主義的衝擊和重構大大改觀了資本主義,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資本主義在道德、政治以及法律上的包容與回應能力。所以今天的資本主義不再是原來比較原始和初級版本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這種變化在馬克思晚年即有呈現,而到了羅斯福時代就更趨顯著了。羅斯福主義就是一種在自由資本基礎上兼容和安頓平等價值的新政自由主義,具有「社會主義」的價值因素與特徵。所謂羅斯福憲法或其「第二權利法案」說的就是這樣的資本主義自我改良工程。所以美國的資本主義其實也是「美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基於這樣的變化,究竟該如何改革香港的資本主義,建立香港特色資本主義呢?如果我們把香港資本主義作為英國留下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初級版本的話,那麼改造改革的思路不妨參考羅斯福新政。羅斯福新政是怎麼應對當時的經濟危機以及社會民生和產業蕭條的呢?他當時提出了四大自由,其中包括免於匱乏的自由。這在原來資本主義的倫理和制度體系裏面是沒有的。你匱乏關我什麼事,國家沒有保障你的責任,你匱乏是因為你自己的失敗,因為你懶惰,因為你運氣不好,在資本主義的評價體系裏,這樣的人是註定要被市場淘汰的,淘汰你就是自然競爭正義的實現,照顧幫助你反而是一種價值與制度扭曲。但是羅斯福提出免於匱乏的自由,提出政府對弱者有生存照顧的義務,這就很厲害,後來羅斯福又提出了一系列涉及社會民生權利保障的政策。

美國公法學家凱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的專著《羅斯福憲法:第二權利法案的歷史與未來》,主要講的就是羅斯福新政。按照桑斯坦的說法,美國資本主義第一代就是以1787年聯邦黨人憲法與1791年權利法案為標誌的,第一代關注的是自由權。到了羅斯福的時候以第二權利法案為標誌,滲透了很多福利政策和保障政策,以平等權為焦點,這是美國資本主義的結構更新。

今天香港的資本主義是從港英時期留下來的深度殖民化的平台資本主義,所以當然處在1.0版本的階段,屬於自由放任的,這種資本主義走向壟斷後必然帶來官商勾結、地產霸權。這些負面發展在美國曆史上也都存在,1890年到1920年的進步主義針對的就是這些問題,但進步主義沒有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後來羅斯福趁着華爾街危機和二戰把這些都改革了,並就此奠定了美國對世界的領導權威,成為世界立法者。

羅斯福新政影響深遠。(維基)

香港01:不過羅斯福新政不存在「一國兩制」的框架,這對於改革香港的資本主義有多大參考價值?

田飛龍:我們在討論一種比較原始的、欠缺公平的資本主義怎麼樣改良為一種兼顧公平的資本主義,羅斯福的經驗肯定是可參照的。不過經驗要想成為具體的政策,需要中央政府、特區政府還有香港社會各自在自己的職責範圍之內推進。當然這其中最關鍵的,還是中央政策的角色與作用。比較而言,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與香港社會的自我反思能力有着很大的侷限,需要來自中央的適當刺激和引導。

中共一代一代對資本主義的認識越來越寬,包括也認為資本主義裏面有些東西是我們要學習的,而不像原來就會喊批判,至少不像毛澤東時代批判的那麼徹底。經過了鄧小平時代的緩和及重新調整,中國共產黨對於資本主義的認識其實比香港社會的精英更深。所以你會發現,中共官員有個特點,就是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辯證思維貫穿始終,兩條腿走路。面對香港問題也好,中美貿易戰也罷,都是這個思路。因此,中央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善加政策教育和引導,對香港資本主義改革是非常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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