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聯辦換人】中央治港四套團隊臨變局 駱惠寧如何「重整旗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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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修例風波仍未平息之際,未有治港經驗且曾是兩省地方大員的駱惠寧接任中聯辦主任,令人大感意外。其實,這一調動既因應了香港一直以來的局勢變化,也順應了中共十八大以來的政策調整。中央治港思路已然有所變化,而且落實到了用人層面。事情需要人來做,作為中共政治傳統中培養出來的「政治官僚」,無論是駱惠寧本人,還是中央的現實需要,都會通過一個「團隊」去實現。

那麼,對於中央治港四套團隊——港府、建制派、中聯辦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港澳體系而言,駱惠寧執掌中聯辦折射出來的中央用人思路,將會導致怎樣的連鎖反應?

駱惠寧(右一)治理山西扭轉了當地政治和經濟困境。(新華社)

如何「重整」治港四套團隊

香港問題綿延已久,特別是在進入20世紀第2個10年後,在2013年爆發了持續兩個多月的佔中運動,2019年又發生持續半年有餘、更激進暴力的修例風波。中央治港政策亦有所跟進調整,例如2014年發佈有關對港「一國兩制」的白皮書,首提中央「全面管治權」,2017年十九大報告對此予以確認,2016年中國人大第五次釋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9月3日香港修例風波尚在進行時,港澳辦在國新辦答記者問就一系列問題作出表態,發出中央政府的權威聲音。可以認為,中央政府在當前新形勢下對港思路和政策調整已經大體完成。

事情總是需要人來做,新人更容易推行新政策。毛澤東曾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2020年伊始身兼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員會書記的中聯辦主任換人,則意味着進入了中央因事用人的新階段。但一個駱惠寧肯定沒有扭轉乾坤之功,在中央的有力支持之外,他還需要一整套「團隊」的配合。

中聯辦1月15日傍晚舉行新春酒會,三任特首與駱惠寧同台。(羅君豪攝)

總體而論,現今香港治理框架大體有四套治理團隊,分別是港府、香港建制派、中聯辦,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涉港機制。最後一部分包括但不限於中資機構、政治研究、輿情蒐集、統戰和宣傳等方面。

香港回歸後20多年,一系列問題不斷滋生和發酵,最終形成重創香港局勢和陸港關係的修例風波,不得不說這四套治理團隊都需要有所反思。既然中央已有新的認定,其對港體系內部團隊的角色與關係,或許就需要進行一番梳理和明確。

在中央對港四套班子裏,香港特首領銜的港府作為地方行政機構,一向有中央的支持與立法會的配合,本應在解決香港民生保障、經濟協調、政治統合等方面扮演主導性角色,但在實際運作中遵循一種「小政府」的施政模式。這種情況既有西方式「自由主義」思想教條約束的原因,或許也是因為確實受到過多牽制,以及治理能力相對欠缺。因此,香港特首與港府應當承擔更大責任,着力去解決隱藏在香港深層次的長期性問題,夯實香港「行穩致遠」的根基。

駱惠寧日前會晤林鄭。(資料圖片)

中聯辦也應當扮演更重要作用。中聯辦是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派出機構,與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員會合署辦公。因此,這是中央治港的一個關鍵承載點,也是香港與中央之間的一個關鍵銜接點,那麼就應當承擔起多重角色和責任,尤其是落實新近提出的中央「全面管治權」,這將包括承接和推行中央政策,全面觸及香港社會,向中央傳達香港全面準確的信息,並與香港各方面建立聯繫,並通過自身或港府發揮作用。

屆時,中聯辦與港府的關係應該會被重構,但可以想見不會是此消彼漲或共同治理的關係,而是有所分工與合作,共同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正如1月9日駱惠寧與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會見時所達成的共識「進一步加強溝通合作,更好履職盡責」。至於雙方形成怎樣的具體關係,可能還要「摸着石頭過河」。

此外,香港建制派被視為港府的執政聯盟,但不應該只是言聽計從的政治附庸,而是應該促進上情下達、監察施政成效、主動出謀獻策、促進政府大刀闊斧的改革,通過法治的渠道修正教育和輿論等領域的違法行為。建制派還應與香港社會中下層和年輕人有更多溝通聯絡。

駱惠寧就任中聯辦主任後,中共治港體系或將發生巨大變化。(VCG)

至於更廣泛意義上的涉港機制,在中央「全面管治權」未有落實的情況下,難免會出現鬆散低效、各自為戰的局面,需要進行統一調配、激勵鞭策,進而形成一整套更能適應香港複雜局勢的治理體系。

與香港迴歸以來的中聯辦主任相比,駱惠寧身上確實有太多不同尋常之處。駱惠寧資歷很高,是兩屆中共中央委員和一屆中央候補委員,是曾經主政兩個省級地區的地方大員。他來自於港澳體系和外交體系之外,堪稱一位「局外人」。另外,駱惠寧已經66歲,稍早前被安排到中國人大擔任閒職,此番可謂「老將出山」。

香港中聯辦主任又是一個銜接中央政府與香港政府的關鍵環節。時值香港修例風波震盪不休,這一職務的重要性尤為凸顯。可以說,駱惠寧出任中聯辦主任,是中央分量很重的一個安排。在其背後,應當已有全局性的考慮和長期性的計劃。

駱惠寧揹負着中央給予的使命和責任,但指望駱惠寧一人解決香港問題肯定是不現實的,他的就任是香港開始出現實質性變化的標誌性信號。這也未必意味着將會出現大規模的人事洗牌,但肯定會因事用人。駱惠寧仕途集中在安徽、青海和山西三地,幾無任何涉港經歷,他的這種「局外人」身份也讓他能夠以相對超然和靈活地去梳理對港體系,搭建人事團隊,對各方面進行新的職能定位、關係協調和任務安排。

自此之後,香港將會出現怎樣的變化,值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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