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湖北及武漢雙雙換帥 疫情大考還有多少不及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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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中心區域,湖北省與武漢市剛剛經歷了一把手換帥的人事地震,外界普遍認為這代表了高層對於湖北省及武漢市應對疫情不力的態度。而相比人事調整,更應該關注的是地方政府諸多工作失誤背後反映出的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上的短板。

有評論將這場公共衛生事件引發的社會危機總結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裏的「人禍」並不具體指某個人,而是讓所有人都陷入其中的決策機制。在上下一片問責聲中,外界甚至看到了一出武漢市、湖北省乃至中央層面的疾控中心專家之間相互推卸責任的現代版「官場現形記」。疫情防控局面何以至此?相關的決策失誤和責任糾結在哪裏?當前中國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在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所言的「大考」中,究竟能得多少分?需要改進的地方在哪裏?針對這些問題,香港01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樊鵬。

01:自1月20日中共中央對疫情做出統一部署以來,中國的國家機器確實體現出了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客觀地說比2003年沙士時期有了很大進步,比如湖北之外的各省都保持穩定,全境封城的湖北省內各地市也基本保持了有效運轉。但在民眾的感覺中,在資訊披露、疫情管控和協同配合等方面,總體感覺並不盡如人意,其中的原因是甚麼?

樊鵬:首先需要承認,今天中國國家疫情管理面臨的環境更加複雜,需要應對的變量比過去大幅增加。2003年之後,中央和地方投入105億元人民幣、在兩年內迅速建成的覆蓋省、市、縣三級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還投資164億元人民幣建設了一個覆蓋城鄉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醫療救治體系,以及中央主導建立了一套信息通報體系,這些制度相比較於今天的環境以及公眾的期待,制度的效能打了折扣,而且單就一些制度運行中的微觀工作機制來說,還有極大的短板和不足。

現在的疫情管理,稍有不慎,風險就會蔓延,極容易形成具有系統性影響的「社會危機」事件,極大損害政府威信。2003年自媒體顯然沒有今天發達,時至今日國內外眾多的社交平台使得信息的蔓延錯綜複雜,公共輿論波濤洶湧,在信息革命條件下,決策當局的信息流不見得更加有序和高效。而且此次疫情爆發恰逢與「春運」重疊,全國性人口大流動也是一個複雜因素。

而除了客觀環境的變化,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公開透明是疫情管理的首要原則,這也是公眾普遍都持有的基本邏輯判斷。如果這個原則得到遵循,很大程度上會降低疫情擴散的風險,節約後期的成本,避免被動。

疫情控制的第一動力源來自風險群體的自我保護和規避。比如說北京首位因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去世的患者,他1月12日從武漢回來,到了15、16日還在參加集體活動,造成了在未知情況下病毒的感染擴散。從這個個案就可以看出當時有多少潛在的患者流出武漢。假如疫情信息可以提前公開的話,那麼和他有接觸的人群就會自我保護。所以在觀感上,公眾會覺得此次在疫情管理方面是有問題的。

當然,我們現在很難講從去年12月末到今年1月20日之間到底發生了甚麼,我自己的一個觀點是,當地衛生部門當時確實是在加緊研究(新型冠狀病毒)階段,出現的病例相對來說還是小樣本,可能也無法完全確定是否會人傳人,再加上時間臨近春節,種種因素加在一起讓相關部門對疫情的反應速度慢了。

但我覺得這正是這次疫情帶來的極大的教訓:當出現了完全陌生的疫情,而情況尚不明朗的時候,應該做最壞的打算。

疫情爆發初期,武漢市與湖北省的應對措施明顯偏慢,影響了此後的防控工作。(Reuters)

01:但很多觀點認為武漢市、湖北省等地方政府不是有沒有「做最壞打算」的問題,而是解決問題的方向從一開始就出現了偏差。內媒《財新周刊》2月3日出刊的封面報道中,對2019年12月中旬以來疫情的發展做了詳細梳理,武漢多家醫院的醫生都曾發現「未知病毒」有明顯人傳人的迹象,但武漢警方將8名在私人社交平台上發提示的醫生認定為「造謠者」並進行了訓誡。後來的情勢的發展大家都知道了。在這8人當中,被譽為「吹哨人」的李文亮醫生因感染新冠肺炎於2月6日去世,在中文互聯網世界掀起了洶湧的輿論聲浪。

樊鵬:輿情是另外一個話題,地方政府在出現疫情苗頭後的處理方式上顯然有很多不足,但我不認為武漢官方在開始的時候想要刻意隱瞞疫情。

這次疫情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公共衛生事件,而是社會危機事件,對事件的處理應當被視為一個系統工程。疫情信息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可能產生的人、資本、生產資料等要素的選擇,會影響到社會某些領域的安全穩定,這就意味着某些人、某些部門要因此而擔責,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各方面會神經緊繃,需要在信息並不充分、時間約束性強的條件下,對事件的處理進行思考並作出選擇。

疫情作為一類現象,發生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域複雜、流動性強的人口超級大國,信息的收集與確認需要極高成本,在一定時間內必然不會有一個理性的中央「大腦」。這就註定了各司其責可能是疫情爆發初期的常態。我們知道,在缺乏統一的中央統籌「大腦」的情況下,各方面第一考慮的問題並不一定是疫情如何發展(儘管他應該考慮),而是他所管轄的職權範圍內「不能出問題」。

但是這種情況就會帶來一個結果,就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各個分立的系統他們各自的選擇可能相互矛盾和衝突,甚至出現過激的情況,同信息披露、疫情控制的需要乃至於公眾的期待背道而馳。這種情況是官僚體系守土有責的一個內在邏輯,全世界都一樣。

所以問題的關鍵出在疫情信息通報機制。2004年建立的全國疫情直報系統,此次顯然沒能發揮應該有的作用。根據現有規定,各省的首例病人診斷必須報國家衛健委確認授權以後才能發布,這是造成信息梗阻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作為武漢市來說,如果沒有接到上級統一通知說有大規模疫情,各職能部門只能按照自己的職屬去處理問題,就會把一些網絡上的言論作為謠言處理。這也是為甚麼武漢市長在接受傳媒採訪時只在「封城」的問題上「背鍋」,說封城是個艱難的決定,願意革職以謝天下,但並沒有說自己瞞報、晚報,其實根據武漢當地傳媒2月11日刊文披露,武漢早在去年12月就將疫情的情況上報上去了。疫情信息遲遲才發布確確實實是件很遺憾的事,如果早一點發布,武漢的各部門能早一點將各自的職責往控制疫情的方向上對接、銜接,局面可能就不一樣了。

包括鍾南山院士也在一次採訪中提到,武漢沒有隱瞞(疫情)。問題的根源還是在整個疫情的通報機制上,人為的增加了信息成本與信任成本。從全世界範圍來看,發達國家和相關社會組織都有疫情管理的標準,我覺得中國還是需要與國際經驗多對接,尤其是疫情管理制度的對接還不夠。

01:你的意思是,中國目前這套疫情通報機制的反應速度,並沒有達到世界的平均水平?

樊鵬:我沒有具體研究過這個問題,但至少可以看到,層層上報的機制是不科學的,上級收到地方報送的信息要先確認再授權,然後才能發布信息,這仍然屬於一個金字塔型的結構,整個過程增加了太多的成本,顯然已經不能適應今天社會的需求。

我認為疫情的通報應該採取一種「廣播模式」,有點類似於互聯網中的NDN(Named Data Networking, 命名數據網絡),即多點佈局,只要是一個權威的節點,所有的信息都要往「天上」拋,就像過去的大喇叭一樣,讓所有人都聽到,形成開放、透明的數據環境。人為建構的金字塔型多節點結構肯定是不行的,現在談這個問題甚至都稍微有點晚了。

01:其實說到中國目前的公共衛生防控體系,公共衛生健康信息平台、疫情報告信息系統、醫院信息化、電子病歷、病案首頁庫等信息化建設都有了很大發展,並已有大數據、雲平台、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聯等新技術的支撐,但是硬件的完善與新技術的加持似乎並沒有在這次疫情中對公共衛生防控體系形成助力。

樊鵬:目前中國這套公共衛生防控系統是2003年沙士之後建成的,中國官方投入了極大的成本。這套系統對於全國公共衛生信息的彙集,尤其是對提高醫療、診療的效率,還是很有用的,包括等這次疫情發展到中後期,這套系統對於醫院的診療服務、對於疫區分布式管理的掌握情況,都還是有作用的,不能說它完全沒作用。

但是這套系統對於疫情監測、早期的防控,顯然缺乏預測預警能力,這是其一。

第二個比較糟糕的方面是它的信息孤島的問題非常嚴重,即各個信息平台之間的銜接做的比較差,各數據的節點,儲備網格之間有機的聯繫、信息的共享比較差。

我覺得這兩個東西是關鍵。為甚麼這麼講?因為科技不管如何運用,它背後關涉的是一套軟系統,是對於權力結構的再造。我擔心現有的這套得到很多新技術支持的體系,背後呈現出的仍然是橫向、縱向相互分割的權力體系,沒有融合成一個有機的預防系統。

新技術與中國的公共衛生防控體系並未產生化學反應。(新華社)

01:技術與權力還是「兩張皮」的狀態。

樊鵬:對。實際上每個信息數據平台的背後都是一個權力板塊,每一個節點的數據背後不單是利益,還有數據主體自身的各種風險都呈現在裏面。比如醫院要分享數據的話,分享的不僅僅是醫療資源信息與診療病患的信息,醫院的財務信息(財務風險)也都會在數據裏看到,所以對於醫院來說,數據分享也是一件很頭疼的事。

01:互聯網時代的數據共享某種意義上意味着「裸奔」,誰掌握了數據,誰就掌握了被監督對象的「命門」。

樊鵬:對,這裏面有權力結構的板結問題。另一方面,這套公共衛生防控體系在這次疫情中沒有發揮到位,其實還是說明新技術等「外部參與度」還是不夠。現在看上去這套體系用到了大數據、雲平台、雲計算,實際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技術只是在為現有的體系做服務,而沒有實現「權力服務於科學佈局」的初衷

01:除了早期信息的披露、疫情的預防與追蹤等方面,在形成「全國一盤棋」的統一部署之後,湖北各個城市的物資調配也被垢病很多,比如很多人疑惑「全國都在捐口罩、捐防護用品,為甚麼湖北還是不夠用?」後來發現並不是在絕對數量上不夠用,而是很多物資都堆在湖北紅十字會的倉庫裏分發不出去。

樊鵬:「全國一盤棋」並沒有問題,它相當於動員、號召、打響「戰役」的鈴聲,對物資調配、對社會運力可以動員起來,讓大家都行動起來,是一個政治性的舉措。

但是在這個政治性舉措的背後,就涉及到一些科學性的問題,即要把這些物資高效的調配,與需求對接,精準的配發,使物資配置效率達到最優化,這就不是政治性舉措能解決的,或許能部分能解決,但更加依靠高效的組織、精準的數據管理、各方面低成本的協調配合、各方面的協同信任、協同處置的問題。

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調配資源不是很大的問題,包括社會捐資等各方面都很踴躍,問題是分配環節上出現一些結構性的矛盾,物資總體充裕、不少地區相對匱乏給疫情的防控工作帶來很大麻煩。

這是怎麼回事?就是組織效能、組織優勢沒有發揮出來。比如你提到的紅十字會,已經被大家廣為垢病,湖北紅十字會自己也表達了自責、內疚,但是不管怎麼表態,它的組織效能是很難改善的,因為紅十字會的人力資源、組織結構以及他所處的權力環境都決定了這個組織的效能發揮在重大的危機面前有點難以勝任,比如它是一個過度中心化的決策機制,每一個動作要層層審批,再加上一個相對不夠靈活、資源不夠充沛、信息化能力比較低的一套官僚結構,那就決定了這個事情是必然的。

我覺得這反映了傳統官辦的社會救援機構和組織形式以及它的效率在抗擊疫情方面不勝任,這也是當前中國國家治理體系中一個比較嚴重的短版,將來一定要改變。

韓紅基金會通過自己的渠道向武漢等核心疫區捐贈了大量物資,成為相對於紅十字會的正面教材。(微博@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

01:官辦體系下救援機構的短板是個老話題了,多年來並未看到明顯的改善,或者說即使有改善,在重大的社會危機事件面前,官辦救援機構畢竟能力有限,更多的社會組織本應與這些官辦機構形成有益互補,就像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互為補充一樣。事實上在這次疫情當中,韓紅基金會、湖北高校的海外校友會,乃至本來與社會救援無關的「飯圈女孩」,都在援助疫區方面表現的極為出色,但同時這些群體的援助努力在推進過程中也遇到很多困難,沒有將本來擁有的能量發揮到正常水平之上。這種情況也與社會組織在日常獲得的有限空間(甚至空間被打壓)形成互文關係。

樊鵬:這確實讓政府面臨比較難的決策,如果開放社會上多點式、分布式的救援,可能會帶來巨大的人口流動,管理成本也比較高。中國國務院民政部也發布了動員號召,希望全國各省市地方的民間組織、社會力量以及志願者團隊參與救援,但是其中確實存在管理成本。

如果要把疫區「封城」,就間接等於是政府壟斷了防控救援渠道,就會大幅壓縮社會與市場配置資源的效能或者自治、自救的空間。我不確定地方政府是不是衡量過這個問題,他們做出決策的邏輯可能還是「兩害相權取其輕」,還是採取了「守土有責、守土擔責」的模式。

但這種模式也確實產生了一個問題,因為像你剛才講的,實際上中國民間組織參與危機防控的意願是非常強的,而且能力也非常充足,這個能力我覺得主要是他們是採取了一種分布式的汲取資源的模式,而且點對點支援有顯著優勢,比如說韓紅基金會就直接對接武漢的各個醫院,她不需要聽命於某個過度中心化的機制。而官方的最大考量是控制人口流動,為了控制人口流動就把多點式救援參與的空間大幅壓縮了。

我認為這確實是個問題,長期來看,疫情如果短期內不能有效控制的話,我覺得面向社會力量的開放性、包容性渠道還是要增加,因為原來那種管理系統畢竟難以維持。

這裏面也說明一個甚麼問題?中國現在的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裏面實際上還是有一個很大的短版,即比較強調「黨政軍群」這一套官方系統內部的高效協同、問題導向,但實際上遇到這種極端的社會危機事件和重大的公共管制的任務,你會發現光有政府這個體系是不夠的,長期來看不能沒有民間力量,不能沒有市場力量

01:其實如果能在平常的時候給予社會公益組織更多的空間,讓這些社會組織與官方體系多銜接、多協同、多配合,並形成相對常態化機制的話,當面對這種重大社會危機的時候,就可以有效的發揮社會組織的能量,同時又不至於擔心管理中的風險外溢等問題。

樊鵬:對,確實需要這樣,但現在比較麻煩的是,現有官辦機構在資源壟斷方面還是比較厲害,民間力量、民間組織雖然已經有能力部分接管這些社會慈善事業或者社會救援事業,但問題是這兩套系統運行的原則、規律、規則都是不同的,社會救援機構與官辦救援機構之間是兩張皮,各自為戰。

真正到重大救援的時候,就面臨官辦機構與社會組織需要使用同一套基礎設施的問題,這個時候就會「打架」,比如說道路優先保障誰?資源調配過來之後,社會組織能不能借助官方的物流渠道進行分發?目前這是個很突出的矛盾,以至於這次疫情中很多社會機構直接選擇「我自己來」,這也不是一個可取的方向,我覺得未來還是應該官民協作,上下一心。

01:「功夫在平常」。其實以上談的這些內容,都可以歸結到不同職能部門之間協調統籌、有效聯動的問題上來。自中共十八大以來,無論是黨政機構改革,還是中共中央治國理政的思路,都十分強調協調聯動、打破壁壘、相互配合。但在這次疫情中,改革成果似乎沒有明顯體現出來。

樊鵬: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我們不能說改革成果沒有完全體現出來,事實也肯定不是這樣,這次已集中統籌的方式,廣泛調動黨政軍群、各類各級機構、社會資源來防控疫情,行動力還是很強的,總的來說我覺得已經很不錯了。尤其是基層的組織力是很重要的保障,基層的街道社區、鄉鎮村等發揮的作用非常強,對流動人口的管控、疫情線索的收集排查、後勤物資的保障等各方面我覺得做的還是非常好的。頂層的統籌設計也很好,包括使用軍隊參與到武漢火神山醫院的運營管理,第一時間調配軍機運送醫療支援隊等。

頂層的思路很好,基層的配合也很好,短板在於中間管理層,尤其是省市這一級,出現了一些系統性的問題。這裏面既受到權力條塊關係的影響,也有現在對於權力行使嚴苛的問責環境影響,也就是說當遇到一些比較大的問題的時候,各部門好像有點「無主出牌」,上層的指揮系統有點失靈,中層的相互協商協調又沒效果,底下的執行又有點缺乏根據、缺乏標準的感覺,而且有些幹部遇事的時候各自為政、分散行動,之後過度矯正的現象也有,總的來說距離中央要求的還很遠。

中央的要求是甚麼?是要「一盤棋」,要有問題導向、目標導向,要高效協同,但是現在中間管理層沒有統一到大局上來,各顧各的,這是問題的所在。

習近平將此次疫情稱為對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大考」。(新華社)

01:這就讓話題自然而然的來到治理能力方面了,正是由於你所說的這些問題,現在民間對於湖北和武漢的地方主政官員有相當強烈的不滿情緒。

樊鵬:從幹部本身來說,這次疫情中的表現說明中國這些年來整個通過幹校培訓受的政治教育,要把這些理論優勢、教育資源轉化為執政效能,還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這次疫情對廣大官員實際上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歷練,也是一次重大的社會危機管理的鍛鍊,應該說檢驗了一批幹部,也檢驗了體制,檢驗了能力。能力上的短板很明顯,但更主要的還是整個治理系統的紅利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在組織效能上,如何降低各方面的信息成本、信任成本是有點問題的,在權力結構中的條塊關係、上下級層級關係、各系統之間的橫向關係方面有一點系統性的紊亂。

01: 2月3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上,習近平說這次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樊鵬:對,為甚麼說這次是大考?因為這次疫情的防控涉及的不僅是一個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它是一次社會危機管理,牽一髮動全身,全國31個省級單位全部涉及其中,牽涉到各方面的全方位配合,影響範圍領域廣、程度深,決定了這個問題錯綜複雜、風險相互交織,容易造成社會的系統性風險。

所以這次疫情確確實實考驗的是廣大幹部或者說各類各級機構的制度執行力和治理能力這兩個東西,就是說你既要把上面的部署嚴格治理好,還需要在守土有責的前提下,因地制宜、臨機應變,還要跟別的機構相互補台、協同合理應對,這是很難的,確實是一次大考。

另外,還需要考驗你能不能借助體制內外更廣泛的社會力量、市場資源配置機制去做這件事,所以我覺得疫情管理實際上是對一個國家制度能力的終極考驗,甚至比戰爭都要更具考驗,戰爭都未必會涉及到如此廣泛的方面,而疫情管控甚麼東西沒涉及到?城市一旦封鎖,人口限制流動,各方面的資源的調動、配製,社會其他方面運行,全部牽連其中。隨着疫情持續,中國很多地方農業領域都開始出現問題……

01:比如很多活禽養殖戶都遇到了資金鍊斷裂的風險。

樊鵬:對,還會引發一系列的經濟問題,比如現在小企業的生存問題,以及務工人員沒錢賺該怎麼辦,城市的地租會波動,教育方面無法及時復課產生的問題……牽涉到的問題範圍大、領域廣、程度深,所以疫情確確實實是(大考)。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說發揮治理體系的制度效能和制度威力去應對危機和挑戰,這句話剛說完馬上就面臨考驗了。

中國政治需要改變不重視預警部門的傳統。(新華社)

01:在治理能力的一些具體方面,被火線免職的原黃岡市衛健委主任唐志紅頗為典型,面對國家督察組「醫院有多少床位」這樣的職責內基本信息居然一問三不知。有學者認為這其中暴露出日常幹部任用選拔中的問題:衛健委通常是不受重視的部門,可以用來「安排」那些需要解決級別待遇的幹部,而不是考量這個官員的能力是否勝任這一崗位。如果放在平時,這樣的官員可能就此「歲月靜好」下去,可一旦碰到突發事件,這樣的官員就可能拖累三軍。

樊鵬:我覺得沒必要去猜測這些幹部是怎麼上來的,這引申的稍微有點遠。你所說的像衛健委這樣的部門日常情況下確實是屬於不太被重視,沒事的時候他們就「閒置」着,我覺得這是個比較突出的問題。

中國現在的治理體系裏面預測、預警、預防的意識太差,表現為日常的政治運行中不太關注這些命題,不太重視預警部門,這是不對的。我們現在都是盯着有的東西,就跟治病似的,有甚麼病症治甚麼,但是不會盯着「無」的東西。

我認為如果想要在政治上具備應對重大危機挑戰的能力,執政者恰恰需要盯着「無」,整個治理體系不能只盯着暫時的「有」,而要以假設的「有」來取代暫時的「無」,當你假設各種危機「可能會有」,才能夠進行日常演練,才能完善特殊時期的各種資源補給機制。就像日本政府預防地震,沒人知道地震多長時間會發生一次,但是日本政府每年都在強化投入,都在加固房子,它的邏輯是假設明天就會有,或者假設下一分鐘就會有,那麼會出現甚麼情況?如果總是寄希望於危機「一直不會有」,那就有問題了。

實際上中國各地很多職能部門,很多系統,很多領域裏,現在就缺這種重視「無」的思路,就像衛健委這樣的部門,只有「平時多流汗」,才能「戰時少流血」。平時不下功夫,關鍵時刻想啟動它發揮作用,怎麼可能?

無論是湖北紅十字會的表現,還是湖北衛健委處理疫情的方式,都是平時缺乏預警演練,缺乏預警意識,缺乏危機意識,缺乏日常的資源人才儲備造成的,所以我覺得未來的大方向不應該是「因循政治」,而是屬於「預警政治」的時代

至於說為甚麼一些官員表現的好像比較無能,真相其實也不好說,不一定是自身無能造成的,如果從官員自己的立場上講,可能他們覺得自己做出來的決定都還挺好的。或者說,在他們所處的權力環境和資源結構下,他們都足夠聰明,沒有一個傻子。所以我覺得還是不要從個人動機、個人的道德風險上理解這個事,還是要從治理體系和這個體系的運行角度來談。

01:此次疫情中,湖北省委原書記、武漢市委原書記以及湖北省長、武漢市長體現的一個突出問題是不會開記者會,1月26日和2月1日的兩場記者會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車禍現場」。連《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都說,開好記者會是領導幹部治理能力的重要一面。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甚麼?可能的解決路徑是甚麼?

樊鵬:官員在面對傳媒的時候說話不嚴謹,或者信息掌握不充分,或者有的時候說話不順暢,我覺得這也是正常的,中國的幹部確確實實大多有「能做不能說」的特點,做的好說不好的問題一直比較突出,他們沒有歐美政治中公共辯論的那種訓練和習慣,所以面向公眾的時候表現出一些問題並不奇怪。

公眾對官員的批評,我覺得也是正常的,本來開記者會就是讓大家發現問題、盯緊問題的,記者會開多了慢慢會好。

01:農村地區的「硬核」疫情防控也吸引了很多輿論目光。農村治理、基層治理是疫情防控中最薄弱卻也最廣大的環節,這一次農村的硬核防疫,也是褒貶不一。從體系和能力兩方面,你怎麼評價這一次的農村防疫?

樊鵬:因為現在的一些醫療資源和後勤保障以城市優先,一旦疫情有所擴大,需要保障的人口規模缺口會越來越大。而農村人口基數大,地域分布範圍廣,尤其是本身資源條件差,如果疫情向基層進一步擴散的話,農村實際上是有風險的,目前也已經出現了一些情況。

從資源保障的角度上,農村地區確實是防控比較薄弱的一個環節,農村採取一些「硬核」防疫的方式我覺得還是有一定必要的,因為可以預見隨着疫情發展,未來也要強調國家保護與農村地區的自保相結合,甚至要以自保為主(儘管這話有些政治不正確)。就是說按照最壞的預測,如果疫情向三四線城市,或者是縣城以下的區域蔓延擴散,那麼基層這一塊「陣地」有可能會丟掉,所以現在千方百計的穩住基層,穩住人流,這也是萬不得已的方式。

當然這裏面出現一些小的問題,比如說堵路等等,我覺得這都是一些「次生災害」,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依然是穩控人口。我覺得中國利用基層的組織力量這方面還是做的不錯的,公眾也普遍非常理性,配合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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