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寶龍掌港澳辦】修例風波後 北京港澳系統重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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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隻靴子落地了。北京治港人事繼今年1月4日「老將」駱惠寧臨危受命,執掌香港中聯辦後,再度發生重大調整。2月13日,北京宣布由曾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的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秘書長的夏寶龍兼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現任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改任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新任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和現任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分別兼任港澳辦副主任。

這一調整意味着北京港澳系統發生重大調整,最主要變化有兩點。第一,大幅度提升了港澳辦的政治地位。新任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曾長期在天津、浙江任職,2003年調任浙江省委副書記,成為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的「副手」,後升任浙江省長、省委書記,屬於典型的封疆大吏和政治幹部。2017年夏寶龍卸任浙江省委書記,退居二線,轉任中國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18年夏寶龍突然晉升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位列副國級領導人。如今,由他這樣一位封疆大吏出身、與習近平有共事經歷的國家領導人來兼任正部級機構港澳辦的主任,無疑明顯提升了港澳辦在中國現有政治體系中的政治地位。

夏寶龍(右)以中國副國家級領導人身份執掌港澳辦,凸顯了北京對於港澳工作的重視。圖為夏寶龍以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身份會見意大利客人。(新華社)

不光如此,現任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改任正部級的常務副主任,正部級的駱惠寧、傅自應分別兼任港澳辦副主任,意味着港澳辦副主任裏面突然新增三位正部級官員。港澳辦的領導結構從過去的一正多副,升級為一副國家級、三個正部級和多個副部級,此舉等同重新架設了一個港澳辦,凸顯中國最高決策層更加重視港澳工作。

這種情況在港澳辦歷史上是未曾有過的。港澳辦作為中國負責港澳事務的最高辦事機構成立於1978年,如今已經歷經廖承志、姬鵬飛、魯平、廖暉、王光亞和張曉明等6位主任,他們都是外交系統、港澳系統或統戰系統出身,皆非封疆大吏。廖承志、姬鵬飛和廖暉雖都是副國級領導人,實際政治地位高於現在的夏寶龍,但情況不同。廖承志、姬鵬飛均是中共老資格領導人,資歷高,他們當年兼任港澳辦主任,主要是因為那時恰逢解決香港、澳門回歸問題的關鍵時期,由他們來執掌港澳辦,既是為了發揮和借重他們豐富的政治經驗,又是為了凸顯國家對港澳回歸問題的重視。可這終究是他們個人地位的體現,而非港澳辦地位的投射。至於廖暉,他雖然曾位列排名第二的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可那是他擔任多年港澳辦主任之後的晉升,而非像夏寶龍那樣直接以副國級領導人空降港澳辦主任。而且前文已經提及,今次港澳辦人事的調整,不單單是夏寶龍一個人的調整,而是整個機構的組織重整,由過去的一正多副升級為一副國家級、三個正部級和多個副部級,這意味着港澳辦相比於以往,將享有協調更多資源和部門的實際權力。

廖暉也是副國級領導人。(資料圖片)

第二,從人事制度層面理清了港澳辦和兩個中聯辦的關係,有利於三個部門之間的協同合作。在過去,儘管港澳辦主任實際地位比香港中聯辦主任、澳門中聯辦主任高半級,兼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主任,但由於三個職能存在交叉的部門均為正部級,互不統屬,有時難免出現各自為政、不易協調配合的問題。如今,北京從人事制度層面明確了香港中聯辦主任、澳門中聯辦主任兼任港澳辦副主任,無疑理清了三個部門之間的主從關係,徹底改變了過去三駕馬車並行的狀況,有助於形成一體化領導,便於作為後方的港澳辦與作為前方的香港中聯辦、澳門中聯辦協同合作,從而從制度層面整體提升北京港澳系統的工作效能。

《論語》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過去一些年,由於北京港澳系統的一些組織結構問題,使得港英殖民時期遺留的香港問題非但未能得到有效緩解,反而不斷惡化。尤其是在近些年陸續出現的佔中、修例風波等事件上,北京港澳系統的應對明顯捉襟見肘。如今,北京總結之前治港經驗教訓尤其是這次修例風波的教訓,重組港澳系統,提升港澳辦在港澳體系的政治地位,強化對港澳工作的重視。而這將有助於落實和支撐北京以後的港澳政策,推動「一國兩制」更有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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