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大V兔主席:人們轉向平常心看待 不再簡單訴諸抱怨

撰文:
最後更新日期:

編者按:武漢肺炎疫情持續,但似乎開始逐步受控,湖北以外多個省份已下調疫情應急響應等級。內地大V任意以網名「兔主席」,在修例風波期間點評香港局勢爆紅,他昨天(23日)發表題為《疫情常態化之下的和解》的文章,分析決策者面臨的兩難、中國內地公眾情緒的幾個觀察及判斷等。

文章認為,當抗疫「常態化」,越來越多的人們看到,這是一個面對強大敵人的複雜持久戰,需要大家一起齊心協力應對的,假以時日,人們的心態就自然會改變,不再會簡單訴諸情緒化的抱怨,譬如埋怨政府,埋怨某些人。這是一個中國社會乃至人類社會共同的挑戰。

文章還強調,疫情持續的時間越長,發展越是全球化,反而越能夠平常心的看待這個公共安全事件,並且能夠加深人們對公共衛生的認識。

以下為文章全文,香港01已獲公眾號「兔主席」授權轉載:

最近幾天更新的較少,主要原因是目前公眾主要關注點還是疫情,對其他內容關注有限。

而關於本次疫情,筆者的觀點在一個月之前就已成型,並且到目前為止沒有大的改變。筆者因此沒有頻繁的更新。以下報告一些觀察。

中國由上到下,從政府到社會,都對SARS的應對記憶猶新。(資料圖片)

一、2020年疫情及抗疫展開的歷史背景

這個觀點就是從稍微抽離一點的角度,對本次疫情發展框架的一個理解。這個框架就是:

2020年的新冠肺炎(COVID-19)在這樣一個歷史場景展開:

1、 十七年前,這個國家經歷過一次烈性呼吸道傳染病(SARS);迄今,中國由上到下,從政府到社會,都對SARS的應對記憶猶新。對SARS的應對不足極大影響了今天人們的行為。但對不同社會部門的影響又有所不同,具體體現在:

1) 政府希望避免重蹈SARS的覆轍,「改寫」中國應對嚴重呼吸道傳染病的歷史。筆者也寫到,這個想法使得政府更有可能重手出擊,過度應對;

2) 媒體(含自媒體)希望在這一次事件裡能夠充分發揮報導、披露、監督作用,認為報導越自由,對控制疫情就越有幫助。但這一假設忽略了媒體渲染(再加上移動互聯網/社交媒體及自媒體的作用)可能帶來的加大恐慌負面作用;

3) 很多民眾仍然是通過SARS來理解COVID-19應對的:政府存在系統性的、有意識的失職,且這種失職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待到已經難以挽回時,再重手出擊抑制疫情。

2、 民眾對呼吸道傳染病的認知非常有限,處在普通感冒和SARS的兩級,只有通過切換到SARS模式才能重視,並改變自己的防控行為。

3、 民眾對政府有極高的期望,認為政府應當解決一切問題。疫病防控是非常複雜的,要在信息不確定、不完整時做出重大決策。決策或早,或晚、或太溫和,或太激進,其中必有得有失,事後都是可以批評的。施政肯定是困難的。但民眾並不打算「理解」政府決策中面臨的不確定性與復雜性,並不打算包容不理想的結果,而只是對政府提出要求,只是要求政府承擔責任。如果結果不滿意,就會憤怒,就會要求相關人員付出代價。這是「大政府」下的子民,是有數千年歷史中國體制的結果(即便在香港這樣由西方殖民一個半世紀的華人社會,市民的想法也沒有任何差別)。

民眾對政府有極高的期望,認為政府應當解決一切問題。(資料圖片)

但即便如此,絕大部分人能夠分辨:

1) 政治/體制與具體公共政策的區別;

2)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區別。

所以,承載批評的主要是地方政府或者更廣義的地方層級的公共部門(public sector)或一切享有公權力或義務的泛政府背景機構。

在這個環境下,我們展開了2020年的防疫抗疫。

筆者的敘事一直是:

從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一直在許多的不確定性中進行重要的決策。所謂的不確定性,就是對COVID-19的流行病學基礎(包括傳染性、嚴重性等最重要的信息)尚不了解的情況下進行決策。

決策者面臨的兩難是:

- 如果認定疫病非常嚴重,就要強力防控,並承擔巨大的經濟代價。而如果事後發現疫病本身並不那麼嚴重,就有過度反應、「矯枉過正」之嫌;

- 如果認為疫病並不嚴重,則只需要適度防控,這樣經濟代價會小,風險就是最後發現疫病非常嚴重,造成巨大的社會、公共衛生乃至經濟代價。且這種估計立即會被認為是瞞報、草菅人命,負面影響巨大。

+3
+2

顯而易見,經歷過2003年SARS,又處在新時代,政府不能承擔錯誤低估疫病嚴重性所帶來的風險,只能按照最壞的情景(即疫病與SARS一般嚴重)進行超常規應對,希望在短時間內消滅疫病。而在中國體制下,這種防控就需要全面啟動、打開覆蓋到中華大地每一個毛細血管的官僚體系。

在描述當代中國政府面對的經濟及社會管制悖論時有個說法——「一管就死,一放就亂」。這就是2020年中國防疫時遇到的挑戰。

強力出擊防疫,及可能「管死」,使得社會被凍結、停滯,經濟社會秩序受到嚴重影響;

一旦放鬆防疫,立即就會「亂」掉:正常開工,經濟社會秩序恢復正常,但防疫就跟不上了。

筆者以前在英國生活的時候,在一些酒店或公寓用洗手台的水龍頭。一邊紅色標記是熱水,一邊藍色標記是冷水。然後,紅色水龍頭的熱水巨燙無比。然後藍色標記水龍頭就是刻骨冰水。早上洗臉時打開無論哪一邊都很崩潰,需要來回用手在熱水與冰水水流的冰與火事件切換。這就是中國目前遇到的困境。

中華大地無數個城市與地方,都在伴隨我們對疫病了解的加深,在「冰」與「火」之間動態切換。(中新社)

影響我們行為的就是兩大因素。

一是COVID-19的嚴重性。到底傷害性有多大。重症率、危重症率、致死率到底是多少?傳播性到底如何?如何將其與SARS及季節性流感或嚴重流感(例如H1N1)進行比較?認為COVID-19越嚴重,則防控舉措越嚴格,認為COVID-19越不嚴重,則防控舉措越鬆。

而由於我們的認知完全取決於對病例的分析,因此是逐步展開、動態進行的。

二是COVID的傳播性。具體而言就是一個地方有多少人確診,有沒有社區爆發。確診人數越多,防控舉措越嚴格,確診人數越少,防控舉措越松。

中華大地無數個城市與地方,都在伴隨我們對疫病了解的加深,在「冰」與「火」之間動態切換。

筆者以為,一線城市更有可能進行精細化管理,平衡好復工與防疫的關係。這與政府治理水平與市民知識水平是息息相關的。

而三四線城市往下及農村就不一樣了,一旦疫情趨緩,意識就更有可能鬆懈,生活馬上回復正常,然後暴露在疫病傳播的風險之下。

筆者比較關注疫病的複雜性、公共衛生及公共政策面臨的不確定性和難點,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筆者相信,2020年COVID-19的抗疫,不但會載入中國公共衛生的史冊,改變中國公共衛生的社會認知與製度,而且可能對全球公共衛生產生持久影響。

鑽石公主號郵輪上大量人員被感染新冠肺炎。(AP)

二、抗疫的「常態化」

通過朋友圈和微博觀察輿情就可以知道,儘管公眾的聚焦點仍在疫情,但最近幾日都沒有太多的集中關注熱點,更沒有特別火爆的公眾事件。目前主要的公眾關注點似乎是「外部化」例如停泊日本橫濱的鑽石公主號感染事件及日本的應對、韓國的疫情爆發等等,對國內抗疫當然也十分關注,只不過比較分散化。

筆者對中國內地公眾情緒的幾個觀察及判斷:

1、越能發現其他國家在防控上的不力、無助、困惑,越能幫助我們認識COVID-19的複雜及中國政府應對的不易(原來國外也束手無策)

2、 如果其他國家出現一定程度數量級的本地爆發,能夠增加我們對COVID-19嚴重性的認知(這個病確實厲害)以及對中國政府應對成果的認可(看來中國政府做得還行),這個心態不是幸災樂禍,而是一種與自己政府的「和解」

3、 越是通過各種新的醫學報導發現COVID-19的複雜性,越能理解政府應對的不易。(這兩天人們所關注的,治癒後患者仍可能帶毒且傳染他人並需要隔離就是這樣的例子)

4、 同時,越是看到疫病本身及防疫工作的複雜性,就容易相信:在12月份,也許並不存在一個可以根本扭轉這次疫情發展的時點或事件。事後的抱怨和批評和諸葛亮點評固然都可以進行,但也許並無建設性。

5、 越是發現COVID-19可能變成一個長期存在,在最嚴的防控下都不能在短期內被消滅或杜絕,就越有可能客觀的看待防疫,並將防疫看成是社會的事,自己的事,乃至人類的事,而不僅僅是中國政府的事。

6、 距離春節越遠,復工復學的訴求及壓力越大,越是影響自己的利益,越能將防疫看成自己的事,社會的事,而不僅僅是政府的事。這與春節時期一家人待在家裡抱怨政府的心態是不同的。

7、 越是親歷復工,越是體會到復工(生存、領工資)與防疫(保命、防止全家被隔離)這個冰與火兩重矛盾調和的不容易,就越能體會到防疫工作的複雜性,以及政府公共治理的不易。

8、 這次防疫過程中,抗疫不力的官員很多被撤換。考慮到疫病的複雜性,可以判斷,他們中間不是每一個人都要直接負責。但看來目前我們體制的精神是,只要出了問題,負責官員就要承擔責任,付出代價,而不問具體(「你有你的難處,但情況就是這麼情況,你得走人,解釋沒用」)。這個取態對疏導民間不滿情緒是有極大作用的。及時撤換官員看來是一個處理公共關係的良策,估計這種做法以後會更加常態。

疫情持續的時間越長,發展越是全球化,反而越能夠平常心的看待這個公共安全事件,並且能夠加深我們對公共衛生的認識。(中新社)

簡單的說,當越來越多的人們看到,這是一個面對強大敵人的複雜持久戰,確實需要大家一起齊心協力應對的,那麼假以時日,人們的心態就自然會改變——不再會簡單訴諸情緒化的抱怨——譬如埋怨政府,埋怨某些人。這是一個中國社會乃至人類社會共同的挑戰。

因此,疫情持續的時間越長,發展越是全球化,反而越能夠平常心的看待這個公共安全事件,並且能夠加深我們對公共衛生的認識。

中國社會對COVID-19在經歷一個集體的心理歷程,從一開始的「拒絕」,到「懷疑」和「抑鬱」,到最後的「接受」。在互聯網時代,我們可能會以更快的速度集體進入「接受」狀態。這個接受,就是把COVID-19「常態化」:社會對它由最初的大恐慌,發展到認為它是一定程度可控的,再發展到承認必須與它進行某種程度的「共存」。

對抗COVID-19是一個非常罕見、「難得」的社會公共事件。筆者以為這次抗疫一定會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好處」,比如可能推動社會公共衛生意識的提高,推動公共衛生應對能力的提高,也可能推動整個中國公共治理能力的提高。

這就是壞事變成好事。



X
X
請使用下列任何一種瀏覽器瀏覽以達至最佳的用戶體驗: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為避免使用網頁時發生問題,請確保你的網頁瀏覽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