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觀察:從劉鶴報告窺測中共如何在危局中尋找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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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不到三個月,已經讓全球劇烈動盪:最先爆發疫情的中國,2020年前兩個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下降13.5%,服務業生產指數下降13%,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及出口分別下降24.5%、20.5%和15.9%,2月份PMI指數(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只有35.7%,調查失業率突破6%……

疫情後發國家同樣影響巨大,歐股跳水,美股半個月內4次熔斷,美聯儲在祭出空前手段——降低基礎利率至零之後,當地時間3月23日再將原定的7,000億美元量化寬鬆計劃上限取消。在當天的聲明中,美聯儲稱將購買「必要規模的」國債和機構抵押貸款支持證券,以支持市場平穩運行和貨幣政策有效傳導。

經濟學家們預測,疫情或讓美國經濟滑向蕭條。(資料圖片)

世界局勢變化如此空前,「不要再討論經濟危機什麼時候來,它已經來了。」有觀點如斷言全球經濟危機已經來臨,也有分析堅持認為這種結論出台為時尚早。但是不管怎樣,新冠肺炎疫情已經讓「全球性經濟危機」成為話題,疫情過後世界格局將重新洗牌幾成定局。身處其中的中共高層,會如何看待並應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新危機、新挑戰?

3月22日,有內地微信公號全文刊出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2013年2月出版的研究報告《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這是劉鶴擔任中共中央財經委(原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期間,帶領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國家開發銀行等研究團隊,對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的發生、演變和影響進行比較研究。從中可以一窺中共高層對於經濟危機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觀點。

長期扮演「智囊」角色的劉鶴,在習近平時代逐漸來到台前,參與中共十八大後經濟改革。(Reuters)

一,經濟危機總與貨幣政策相關聯,中國央行怎麼辦?

在這份報告中,劉鶴認為,無論是1929年的全球經濟大蕭條還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都和貨幣政策相關聯。

報告稱,在兩次危機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採取更為寬鬆的貨幣信貸政策。1929年的大蕭條前,氾濫的信貸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機的狂熱;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美聯儲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金融放鬆監管和次級貸款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經濟泡沫惡性膨脹。在經濟泡沫導致消費價格上漲的壓力下,貨幣當局不得不採取緊縮貨幣政策,從而捅破了泡沫,改變了投機者的心理預期。

紐約股市2020年3月16日大幅低開,標準普爾500種股票指數跌超7%,觸發當3月第三次熔斷。(新華社)

按照這樣的邏輯,美聯儲目前正在進行的無上限寬鬆政策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美聯儲日前進行的降息和寬容政策被輿論形容為「史詩性」的「核武器」,但是市場反饋並不樂觀,3月23日道瓊斯指數用下跌3%(近600點)還回應美聯儲的政策激勵,要知道,在過去美股跌1%就算是大跌。

雖然中國政府3月23日宣布「以武漢市為主戰場的全國本土疫情傳播已基本阻斷。」但是經濟全球化下中國顯然無法獨善其身。安聯集團(Allianz)旗下貿易信用保險公司裕利安宜(Euler Hermes)3月初發表報告預期認為,單單2020年第一季,因疫情引致的全球貿易損失已達2019年全年中美貿易糾紛產生的總和。

中國央行將如何調整自己的貨幣政策備受矚目。公開信息顯示,在多個國家央行紛紛奔向0利率的背景下,中國央行似乎仍在保持自己的定力。

2020年2月1日,中國農曆春節的節後復工之前,中國人民銀行會同其他四個金融部委共同發佈《關於進一步強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明確了金融防控疫情的主要發力方向。其中包括「加大貨幣信貸支持力度」,「通過專項再貸款向金融機構提供低成本資金」,「支持金融機構對名單內的企業提供優惠利率的信貸支持」,「中央財政對疫情防控重點保障企業給予貼息支持」,「有發展前景但受疫情影響暫遇困難的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不得盲目抽貸、斷貸、壓貸」,「對受疫情影響嚴重的企業到期還款困難的,可予以展期或續貸」等。可見,中國央行的這些措施,都是結構性的寬信用政策,沒有明確採用全局性的寬貨幣措施,即定向寬鬆而非大水漫灌。

2020年3月22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北京舉行新聞發佈會,請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中)、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周亮、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李超、國家外匯局副局長宣昌能介紹應對國際疫情影響,維護金融市場穩定有關情況。(新華社)

「目前從3月份以來所掌握的支付結算的數據,包括存貸款的數據動態來看,實體經濟持續向好,估計在第二季度各項經濟指標會出現顯着改善,中國的經濟增長會比較快地回到潛在產出附近。」3月22日,在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發佈會上,中國央行副行長陳雨露如此表示。

陳雨露還稱,下一階段中國的貨幣政策方向重點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分階段把握貨幣政策的力度、節奏和重點,始終保持流動性的合理充裕,特別是要實現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與名義GDP增速的基本匹配,並且可以略高一些。二是要發揮好結構性貨幣政策的作用和政策性金融作用;同時,要加大對中小銀行補充資本,發行金融債券的支持,以進一步提升商業銀行整體信貸投放意願和能力。「最後是要繼續推進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改革,以此引導貸款實際利率不斷下行,積極引導銀行體系適當讓利給實體經濟。」

從近期調研情況看,中國上市公司復工率已經超過了98%,高於中國全國平均水平。金融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股市的估值水平處於歷史低位。總體看,外部環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尚未改變中國資本市場平穩向好的趨勢。

二,面對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三座大山,中共如何突破束縛。

劉鶴的研究報告認為,(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後,(各國政府)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市場力量不斷挑戰令人難以信服的政府政策,這使得危機形勢更為糟糕。

在面對嚴重危機的時候,主要國家在應對政策上總犯同樣的錯誤,特別是應當採取行動的時候總會錯過時機,應當採取宏觀擴張政策的時候則採取緊縮政策,應當開放和進行國際合作的時候往往採取保護主義政策,應當壓縮社會福利、推動結構改革的時候卻步履艱難甚至反覆和倒退。

這些明顯的錯誤在事後看起來顯得可笑,但對當事人來說,實施正確的政策卻困難重重。這是因為,大危機在人的一生中往往僅會遇到一次,決策者缺乏經驗,又總是面臨民粹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化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綁架、被政治程序鎖定和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這幾乎是普遍的行為模式,這一點在2009年12月開始的希臘債務危機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劉鶴的報告特別強調,1929年和2008年兩次危機中的市場力量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報告認為,如果僅從經濟角度認識問題而忽視其政治屬性,就會犯重大的判斷性錯誤。比如2012年歐債危機持續發展,法國、希臘、西班牙等國的民意普遍左轉,民族主義和極左、極右勢力明顯抬頭,大選之年政府不得不迎合民意,許多有利於債務問題解決的政策難以實施,歐債風險迅速上升。

同時,在市場大幅波動中獲益是大金融資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軟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國際金融市場力量往往起到「樹欲靜而風不止」的作用,這種力量又與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結合,使得當政者處境岌岌可危。這一點,在2015年的中國大股災中曾經體現。

當時在國際遊資唱空中國和國內利益集團抵制中共高層改革要違規博利的雙重驅動下,A股市場2015年年中迎來一場危機空前的大崩盤,從當年6月到7月,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當中,中國滬深股市股指近乎攔腰截斷,時任中國證監會主席肖鋼推出的熔斷機制並未能挽救市場,匆匆推出又匆匆取消。中國政府當時採取了投入超過1萬億人民幣的資金做多、限制賣出、動用公安機關查處惡意做空等舉措「暴力」救市,與空方上演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多空大決戰。最終中國股市流動性恢復,但股市20萬億人民幣財富灰飛煙滅。2015年的A股風波不僅僅是一場股災,一場政府被迫參與的多空博弈,更是中國金融監管漏洞的一種極端爆發,以至於有觀點將之稱為「經濟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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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從2019年延續到2020年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從實體經濟到金融市場,中國經濟將再一次迎來空前的挑戰。中南海高層將如何應對?

在2020年2月23日的17萬人電視電話動員會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承認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會對經濟社會造成較大沖擊,但經濟增速和社會發展目標仍要實現。當時他正式拋出有序復工復產的8點主張。3月6日,中南海召開「十八大以來最大規模的脱貧攻堅會議」,在這一會議上習近平重申「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脱貧,是黨中央向全國人民作出的鄭重承諾,必須如期實現。」3月10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公開放話,只要2020年就業穩住了,「經濟增速高一點低一點都沒什麼了不起的。」不過確保全年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至關重高。

「危機往往從經濟大幅跳水開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業率攀升,由經濟困境加重轉向社會矛盾激化,由經濟社會領域轉向政治領域乃至軍事領域。」劉鶴的研究報告解釋了為何每遇經濟下行壓力時,中共為何更重視就業問題。

不過,從中共高層近期的公開講話看,中共各級地方政府要實現經濟目標,又要完成脱貧任務,同時又要確保疫情防控。「三座大山」加身,對任何一個政府來說這都是一場左支右絀的考驗。但是顯然,中南海已經主動做好應對考驗的準備。

三,危機將導致大國實力的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中國如何抓住機會。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書中曾指出,世界每隔百年會出現一個新的全球大國。劉鶴團隊在2013年年初出版的這本《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中認為,全球經濟危機具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它將導致大國實力的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驗證。

1929年大蕭條後世界經濟重心由歐洲轉向美洲,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美元佔據支配地位,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誕生,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發生後,全球發展的重心則向亞太地區轉移,二十國集團(G20)平台產生,世界實力對比正在急劇變動,國際經濟秩序正在發生變化。

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不僅已經給各國航空和旅遊業帶來沉重打擊,也讓全球金融市場遭遇罕見恐慌。截至3月24日,全球已經有超過40萬人感染,超過18,000人死亡。隨着疫情出人意料地猛烈爆發,人們越來越擔心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危害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嚴重。彭博社此前曾表示,如果新冠肺炎大流行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全球GDP等到(2020年)第四季度恢復的時候,世界經濟可能會損失2.68萬億美元。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包括美國、日本和歐元區在內的各個經濟體都可能陷入衰退。總部位於倫敦的研究機構牛津經濟研究院已將其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從2.5%下調至2.0%。

新冠疫情暴發已經升級為一個全球性事件。主要經濟體似乎有必要合作提出同步的對策,以防止全球經濟陷入衰退。但是從近期中美日趨升級的輿論戰以及美國航母再次進入南海展示軍事存在的行為來看,期待世界最大的兩大經濟體之間的聯手合作似成奢望。

在此之前,因為中國近年的發展已經觸動全球原有格局,引發美國的緊張和警惕,中美從2018年3月就開始展開了常日持久的貿易戰爭。不僅如此,兩國在台灣問題、新疆問題、香港問題上乃至科技和製造領域的摩擦與矛盾越來越明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讓中美兩國官員隔空論戰,相互指責。

疫情在中國開始爆發時,曾有美國官員公開表示這是美國的勝利,因為疫情會讓製造業從中國迴流到美國。但是如今中國本土疫情高峰期已過,美國新增病例的速度已經趕超中國(3月24日,美國新增病例10,446,遠遠超過中國大陸常規統計最高增福2月13日的5,093例)。

這種疫情的反轉讓中國處於相對有利的地位。只要中國政府能夠管住境外疫情的迴流,成功實現率先復工,將會進一步加深世界經濟對中國的依賴,提高中國在世界產業鏈中的地位。而中國政府近期的已經將境外輸入作為疫情防控的新挑戰,比如近期包括中國民航局在內的多部門聯合宣布目的地為北京的國際航班分流到周邊12個機場口岸、所有入境人員實行「口岸檢疫」後分流並進行精準跟蹤管理的措施。

中國呼吸病專家鍾南山院士3月18日在廣州市疫情防控新聞通氣會上說,「任何一個國家沒控制好,地球就不安寧」。(人民網)

正如中國呼吸病專家鍾南山院士3月18日在廣州市疫情防控新聞通氣會上所說,「任何一個國家沒控制好,地球就不安寧」。作為全世界共同的敵人,雖然中美矛盾似乎有加劇之勢,但是從中國和意大利和伊朗等多個歐亞國家的疫情防控合作態勢來看,疫情或將促進中國改善和歐洲各國之間的關係,促進「一帶一路」項目的落實,為後疫情時代的外交和經濟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礎。而這正是中國跟進一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獲取更多話語權的良好機會。中共顯然不會放過這個從危險中顯露出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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