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破解「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困局已成中共最大挑戰

撰文: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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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梁啟超發表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暢想未來之中國,將是怎樣的中國?

在該書中,梁啟超從一個美好的「中國夢」預言開始——60年後的中國,將擺脱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局面,從「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站立起來,那個時候,中國將成為世界強國;60年後的中國,將舉辦世界博覽會,全世界的商品將匯集中國;60年後,全世界的學者也將匯集中國,聽中國學者講述中國變革圖強的經驗,聽中國人講述「中國自強道路」。

今天,距離梁啟超的「預言」已經過去了不止60年,今日之中國雖然距離世界強國還有一些距離,但確實不再積貧積弱,不僅「站立起來」了,而且正在一步步「富起來」、「強起來」。

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在抗擊肺炎疫情中得到了充分檢驗。(新華社)

可梁啟超當年的「中國夢」,還有一條至今未能真正實現,那就是——聽中國學者講述中國變革圖強的經驗,聽中國人講述「中國自強道路」。

回顧近現代史,中國變革圖強的經驗可謂一籮筐,「中國自強道路」某種程度上也已經是中國方案乃至中國模式。可就算是這樣,對於「中國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這樣簡單的命題,還是要麼講不好,要麼講出來沒人信。用習近平的話說,「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於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

「有理說不出」,問題出在不自信;「說了傳不開」,看似根源於輿論主導權始終握在西方手中,但說到底還是不自信。為什麼不自信?因為對於「中國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認識還不繫統、不全面。以至於在講述的時候,往往底氣不足,再加上「西方月亮總比東方圓」的心魔,還或多或少存在於掌握話語權的不少精英的潛意識裏,所以這就導致了說什麼、做什麼都甩不開膀子。

以這次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為例,雖然中國在前期確實存在不少問題,比如瞞報人傳人,以及以穩定為第一要務的官僚主義做派等,但當主導權從地方轉入中央,情況的確發生了根本逆轉,目前疫情已經基本平穩。在這樣的實踐成果面前,面對西方世界防疫尚且一片混亂還揮舞着的「自由」、「人權」的大棒,原本最有發言權的中國卻還是招架不住。

破解「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困局已成中共最大挑戰。(資料圖片)

實踐不應該是檢驗防疫是否有效的唯一標尺嗎?在這裏顯然不是,既定的「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口號壓倒了一切。所以,中國說什麼、做什麼,一些人總能不由分說搬出來這些「招牌」,為己方站台。而且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還有不少人為其鼓與呼,自動扮演起為國人解釋他國防疫舉措合理性的角色。比如英國提出「群體免疫」一說之後,不少人即開始遊說各方,試圖將這一包裹着投降主義的做法奉為對於「科學」的尊重。

這裏就有一個「反華慣性」的問題。對於不少西方世界的人來說,只要中國還沒有實現「政治民主」,結束「一黨專政」,那麼其他層面再大刀闊斧的改革,也不過是枝節和皮毛而已,中國也終究是「專制」甚至是「獨裁」的。在這樣的前提下,中共雷霆般反腐是政治鬥爭,中共在新疆開設教培中心解決暴恐問題是「集中營」,中國舉全國之力封城抗疫是「戕害人權」。

也因為這樣,所以中國每一次的輿情事件,比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指導組組長孫春蘭考察武漢社區時民眾在陽台上喊出的「假的、假的」風波,中共官員每一次的失誤,比如新任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的「感恩論」,都會成為有力「證據」,被反覆炒作與利用。而當同樣的「醜聞」發生在中國之外,「猛料」瞬間變得索然無味,無人問津。

這就是今天中國面對的現實,也是中西意識形態空前激烈對撞的必然結果。作為天然弱勢的一方,面對今天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的輿論戰,中國究竟該怎麼應對?

首先,任爾東西南北風,必須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立場。這也是從毛時代到鄧時代,再到今天的習近平時代,一直延續的傳統,亦是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核心和靈魂。很難想象,沒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中國這艘巨輪在經歷文革十年浩劫後,何以能迅速掉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進而取得今天的成就。

還是以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為例。有觀點認為,當美國屢次以「中國病毒」、「武漢病毒」來污名化中國時,中國就應該強硬反擊,外交部新任發言人趙立堅的鷹派做法不就戳到美國痛處了嗎?強硬和鷹派沒有問題,但必須以基本事實為前提。趙立堅在病毒源頭尚未有定論之前,就直接指向來自於美國,顯然不合時宜,明顯在跟美國一起「耍流氓」。反而是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源頭問題交給專家」的態度,很值得推崇。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接受美媒訪問直面敏感問題收穫各方好評。(新華社)

其次,面對各方批評的聲音,要不怕罵。鄧小平當年面對危機四伏的國際輿論環境,曾針鋒相對地指出:「不要怕外國人議論,管他們說什麼,無非就是罵我們不開明。多少年來我們捱罵捱得多了,罵倒了嗎?」

中國今天所處的輿論環境,總體上要比鄧小平時代更寬鬆,中國在國際場合的影響力也已大幅躍升,有了更多話語權。雖然立足今天硝煙四起的輿論戰,中國無法做到不管「他們說什麼」,但至少可以「不要怕外國人議論」。正如鄧小平說的,「多少年來我們捱罵捱得多了,罵倒了嗎?」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中國有關部門在面對國際、國內兩個全然不同的輿論戰場時,往往選擇「一刀切」,以為只要沿着既定的維穩思路阻斷「罵源」就能解決問題,殊不知,在這個過程中,既加劇了國際場域批評的烈度,也在漸次丟失國內輿論場的主導權。尤其在互聯網時代的今天,任何試圖用「刪帖」、「封號」等老一套來緊急公關,短期看遏制住了輿情,長遠看其實埋下了一個個「雷」。

最後,要看到和敢於承認己方的不足之處,切勿粉飾太平。中國偌大一個國家,不可能一點問題也沒有,中共作為世界最大黨,也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滿意。從毛時代到今天的習時代,中國從積貧積弱一步步成為今天的世界老二,走一些彎路、經歷一些曲折,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面對各種「問題」,以及經歷過的「曲折」,要實事求是的看待和認識。這些「彎路」和「問題」,也是構成今日中國的一部分,尤其是避免再次犯下「顛覆性錯誤」很重要的一部分。

今天的輿論場,揪着中國的一些「問題」不放的各方,除了別有用心的反華勢力外,有些「問題」是西方世界傲慢與偏見的結果,也有一些「問題」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如何一步步讓諸多「敏感問題」漸次脱敏,一步步解決切實存在的「問題」,才是長久之計。因為立足現實,不管是反華勢力,還是帶着意識形態有色眼鏡的西方世界,中國在短期內很難真正促使其卸下「反華慣性」,或是摘掉有色眼鏡。給一些「敏感問題」脱敏,解決切實存在的「問題」,才能越來越不懼怕「罵」,才更有底氣有理有據地回應各種「罵」。

習近平提出要「講好中國故事」。(資料圖片)

早在2013年,習近平在有關意識形態的會議中就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後續官方媒體文章亦直言,「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看不見硝煙,但同樣你死我活。在這個戰場上沒有開明紳士,妥協換不來和諧合作,鬥爭才能生存發展。」

但同時,習近平還提到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的四個關鍵。具體說來,「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不同;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澱着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植於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

這也是前文提到的,必須對於「中國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有系統、全面的認識。這裏的「認識」,既有歷史的,也有現實的,更有文化的。有教訓和不足,也有成就和經驗。實事求是,不怕罵,敢於直面問題,再加上對於中國全面、準確的認識,如此過後,才可能真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