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金牌編劇】跳不出「合時宜」的緊箍 無法實現文化輸出

撰文:戴侖 王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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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肆虐,讓中國電影產業在最近半年多的時間裏持續「失血」,成為受影響最大的行業。儘管目前影院已大面積復工,但是危機仍然沒有接觸,比如疫情反覆導致消費者信心不足,比如疫情導致劇組停擺,影院面臨無片可放的局面等。
對此,代表作品有《煎餅俠》《縫紉機樂隊》的中國內地編劇蘇彪向《香港01》講述了他在疫情期間的經歷與思考。
在他看來,中國最近四十年來都處於經濟層面激昂向上的時代,電影人很難有機會不受限制地去刻畫具有多面性和複雜性的「電影化」人物,否則就有「吃飯砸鍋」的嫌疑。但永遠「合時宜」的表達,是無法實現文化輸出的。
本篇為系列採訪第三篇(共三篇)。

近年來主旋律影片成為中國電影市場的佼佼者,但這些作品對於中國官方與民間都期待的「文化輸出」沒有任何助理作用。(視覺中國)

01:過去幾年來,曾有大批熱錢湧入電影行業,讓中國電影經歷了一段「狂飆突進」。但從2019年開始,「影視寒冬」這個詞就被頻繁提及,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讓影視行業進入了一個徹底的「冷靜期」。作為編劇,你如何看待這種「冷靜」?

蘇彪:從生活和生存的角度,當然覺得之前資本的到來簡直太好了。大家賺錢更容易,數量也更大,機會也很多,有人拿錢讓我們舒舒服服的練手,何樂而不為?

但資本真的要走了,無論是編劇、導演,還是製片人,都不可能把資本喊回來。大家能做的只能是珍惜那些尚未離去的資方,以及用好自己兜裏的每一分錢,做好內容,給內容以時間和精力,讓它有最大的盈利機會,真正去賺觀眾的錢,而不是像前幾年那樣去賺資方的錢。

從這個角度來說,對於行業本身而言,這是一場無可奈何的排毒。雖然無可奈何,但肯定是排毒了,篩掉了一些鑽營和投機的人,也讓影視行業變得沒那麼臃腫了。作者的表達能更加的關乎內心,而不是一直向數據和流量低頭,製造影像垃圾。

01:說到內容,中國的編劇整個產業鏈上處在什麼位置?與好萊塢相比有什麼區別?

蘇彪:從電影的角度看,好萊塢的編劇是服務於製片人的,中國的編劇是服務於導演的。中國電影行業目前仍是不容置喙的導演中心制。從位置和話語權而言,除非是像蘆葦、述平這樣的超級大編劇,否則普通編劇的話,大家普遍都是以服務和配合的姿態去工作,表達空間、對劇本掌控的權限,包括獲得的權益,都要看是和哪位導演合作,以及是採用怎樣的合作方式。

好萊塢的編劇們更注重的是文法和標準,也更注重作品本身的哲學價值以及表達的多元性。中國編劇在表達空間上相對掣肘,因為觀眾愛看的幾種類型和希望被滿足的幾類情感就擺在那,無論從人物上還是故事內容上,都要滿足某種大的情緒,比如轟轟烈烈的愛情,不顧一切的犧牲、底層小人物的逆襲等等。

電影中最具魅力的瀰漫感、縫隙感、主題的可能性、不同人物的不同選擇等等,似乎在中國這裏都變成了無病呻吟,或者不需要被關注的東西,這是作為編劇比較令人難過的一件事。

01:人們通常認為,文化上的強勢通常是一個國家成為大國的必要條件。中國現在經濟方面已經很強,但文化層面卻讓人覺得「有短板」。比如美歐日韓都在向世界輸出文化,電影是其中的重要形式。可是中國電影近二十年來,票房規模、銀幕數量都在急速擴大,卻鮮有文化輸出的案例(文學等藝術門類還有莫言、劉慈欣等出現)。你怎麼看待這種情況?

蘇彪:這是個相對宏大的話題。我覺得中國電影人不是不想輸出,也都渴望輸出。但思前想後,始終無法找到某一類型的電影與中國文化輸出的結合點。

另外,中國電影界現在也沒有幾位真正的大師,能將中國的、東方的東西梳理成一個深入淺出的故事,輔以商業的外衣供西方人體悟。而中國電影市場的體量又已經大到我們沒有必要為了「金錢」而去努力以電影為載體同世界搭建什麼橋樑,自產自銷就已經很舒服。

01:但這種「自產自銷」應該不會是中國電影從業者能輕易滿足的狀態,包括民眾也不會滿足,官方更是早就提出「講好中國故事」。

蘇彪:從某種意義上講,大家現在太知道我們「端的是誰的碗,吃的是誰的飯」。偉大的作品,如《阿甘正傳》,講得大抵是時代洪流下具體的人。但中國最近四十年來,都處於在經濟層面激昂向上的時代,我們的某些限制,也不允許我們去表達這種絕對速度下的「電影化」的人物,否則就有「吃飯砸鍋」的嫌疑了。

於是很多電影人選擇的策略只能是從過往的三千年中去挖掘某些中國元素、中國面孔。但這和當下的中國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對過往的拋棄,比那些希望將我們的過往拋棄(的想法),要快多了。

01:所以這次疫情會是中國電影的一次契機嗎?當資本和流量的光環褪去,儘管有比較嚴重的「失血」,但也讓電影產業鏈上的所有人開始「痛定思痛」。

蘇彪:我覺得一定是這樣。不過我不覺得這會讓中國電影內容的表達空間和層次會有太大的提升,最後還是會歸為娛樂。

《八佰》海報。(網絡圖片)

01:《八佰》會成為一個正向的例子嗎?這部影片因為涉及中國國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歷史問題存在爭議,去年秋天被迫推遲上映,而現在則成了「救市大片」。這或許算是中國政府在態度上的一種轉變。

蘇彪:在我看來,《八佰》還是情緒大於思辨,熱血大於反思。

當然,還是有一些創作者在堅持,他們的筆與鏡頭對準了那些關於戰爭、時代、生死、選擇的內容。但到最後,我們往往還是隻會拿出其中最「合時宜」的表達去呈現。這種「合時宜」,是無法真正做到文化輸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