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重訪疫情後的武漢：當地政府瞞報了嗎

武漢政府瞞報了嗎？為何武漢在防疫初期錯過最佳防控時間？從去年12月武漢出現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到今年1月20日中國著名呼吸病學專家鍾南山院士揭開病毒「人傳人」的真相之間，為何未見武漢政府對外發出疫情預警？帶着許多人都有的上述疑問，我時隔數月重返武漢。

10月1日，與兩位當地朋友穿梭在充滿煙火氣的漢口街頭，望着江灘一帶熱鬧擁擠的人群，我不自覺中感歎，疫情對武漢人的衝擊，在某種層面上真的已成過往。

兩位朋友都是在武漢上大學、工作、定居，一待下來，已經10年了。他們封城期間都待在武漢，幾乎可以說是經歷武漢防疫全過程。其中一位朋友的工作單位，較多接觸官方疫情防控，了解不少關於疫情防控的信息。

與他們交流後，我有一個關於武漢政府是否瞞報的推測：疫情出現初期，武漢官方應該大概率限制了疫情相關信息的傳播，但這種限制可能並非對疫情的不管不顧，而是當地政府高估了自身的防控能力和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進而在中國現實政治環境下，為了規避壓力，為了繼續保持城市興興向榮的面貌，暗自決定悄悄地控制疫情。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正如後來公開信息所披露的，武漢當地政府尤其是衛生管理部門早在鍾南山揭開病毒「人傳人」真相之前，就肯定已經得知大概情況。例如，據公開消息顯示，事後被湖北官方譽為疫情上報第一人的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與危重醫學科主任張繼先，在去年12月27日就已經判斷「這個病可能有傳染性」，並上報給醫院和當地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在今年防疫表彰大會上榮獲人民英雄頭銜的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說過，去年12月29日、30日左右，隨着轉診的病人逐漸增加，他就「覺得這個疫情可能有些嚴重，有點超出我們當初的想象」。以張定宇的身份，他應該會將他知道的情況及時上報給武漢當地衛生管理部門。今年初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彭志勇在接受《財新》採訪時同樣表示，他早在1月初就已經預判「很可能會傳染別人」並通過醫院報吿給了武漢市衛健委。可見，武漢政府應該較早就知道疫情的存在。

但從當時李文亮醫生被武漢一家派出所傳喚、訓誡，以及新華社等國家級媒體公開報道「8人因網上散佈『武漢病毒性肺炎』不實信息被依法處理」來看，肯定有一種力量介入，來管控乃至壓制那些傳播武漢疫情的消息。而能在短時間內聯動警方和國家級媒體的力量，肯定不會太低，大概率是武漢市乃至湖北省一級政府部門。

而且今年3月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接受《財新》採訪時的說法，同樣證實了這一點。袁國勇教授當時回憶說，他曾和鍾南山院士同去武漢考察疫情，當鍾南山詢問疫情時，在場的武漢衛健委、疾控、醫院和湖北衛健委人士遲遲不肯說出醫護人員被感染的真相，「我們問他們什麼，他們就答什麼，似乎已準備好」。能夠同時統一武漢衛健委、疾控、醫院和湖北衛健委人士等各方說法的力量，起碼得是湖北省衛健委，甚至可能是湖北省和武漢市的高階負責官員。後來湖北省委書記、武漢市委書記，在防疫過程中相繼被免，固然因為他們當時防疫不力，但不排除他們在收到醫療體系關於疫情預警後處理不當的可能性。

讓許多人大惑不解的是，武漢當地政府尤其是衛生管理部門為何明知有疫情卻不及時對外預警，反而還刻意限制疫情消息的擴散？一種流行的解釋是他們欺下瞞上，置人民生死於不顧。這個解釋比較解氣，人人都能罵上幾句，卻無法回答一個關鍵問題——縱使假設一些官員不管人民死活，卻不能不管自己和親友的死活，可既然他們已經或多或少得知疫情的存在，為何在鍾南山揭開真相之前，湖北省和武漢市官方還在毫無防護措施的情況下舉行大型活動？比如，湖北省和武漢市的地方「兩會」和湖北省大型春節團拜會文藝演出如期召開，武漢市乃至整個湖北省的重要人物和名流都暴露在疫情風險之下。只有一種情況能合理解釋這種矛盾之處，那就是當時湖北省、武漢市官方判定疫情不構成威脅，真的認為可防可控。

不過，站在當時湖北省、武漢市官方的角度來看，若不是特別謹慎小心之人或者有流行病學專業背景，比如親身經歷過SARS，可能都不太可能會相信自己會生逢一場百年不遇的大瘟疫。

關於這種心態，法國作家加繆（Albert Camus）在《鼠疫》一書中有很精準的刻畫，「他們以為自己對付任何事情都有辦法，這就意味着他們以為天災不可能發生」，「他們依然幹自己的行當，做出門的準備」，「他們滿以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禍從天降，那就誰也不得自由了」。而且新冠病毒（2019-nCoV）對於人類來說是一種新型病毒，從識別病毒到發現病毒的高度危險性，是需要一個過程。當時湖北省、武漢市官方大概率正是這樣的心態和認知，他們未預估到事態的嚴重性，小瞧了新冠病毒。

彭志勇醫生接受《財新》採訪的說法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佐證這個推斷。彭志勇醫生吿訴《財新》，「1月12日，武漢市衛健委派了一個專家組3人到中南醫院調查」，「專家組說臨床表現和SARS確實有點像，但他們還是在講診斷的標準那一套東西，我們就反映，診斷標準太苛刻了，按照這個標準，很難有人會被確診」。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官方醫療機構最初給出的診斷標準對於新冠病毒不太適用。可見，當初得知疫情存在後，湖北省、武漢市官方正是運用舊有診斷標準去估測，結果因為無法精確識別病毒，給人造成病毒不嚴重乃至可控的假象，故未能及早採取有力措施。

也許正是因為當時判定疫情不嚴重乃至可防可控，所以湖北省、武漢市官方才未對外預警，才冒着感染風險連續組織大型活動。也許同樣是基於這樣的判斷，所以當時他們才限制疫情相關信息的傳播，甚至可能未把真實情況完全報給北京。

這樣的心態其實在任何實行科層制的地方都可能存在：一個人在公司裏，若當自己工作範圍內出現不小的差錯，而這個差錯自己預估能趁着旁人大多不知情快速解決，再加上無法假設一旦錯誤被更多人知曉尤其是被寬容與否尚不得而知的上級發現的後果，他是選擇上報的概率大一些，還是私下快速解決的可能性大一些？尤其再考慮到這個人過去一段時間表現一直非常好，上升空間大，而他的上級乃至整個單位又一直在嚴查員工差錯的情況下，他還會積極上報自己推測應該能很快解決的差錯嗎？

湖北省、武漢市的情況可能就是如此，武漢市近些年的經濟社會發展在中國大城市中頗為亮眼，官員們普遍在意武漢的城市形象，而中國政治一直以來都是一種壓力傳導型體制，下級通常處於相對弱勢和被動的地位，近年來這種狀況更是得到強化。在這種背景下，除非能判定事情自己無法解決或者公布出來不會被問責，不然湖北、武漢官方自然傾向自己悄悄解決。

以上正是我和朋友們在武漢閒聊中推斷出的結論，未必準確，卻不能不說有這種可能性。現實社會往往高度複雜，各種因素雜糅在一起，當初湖北省、武漢市官員應對疫情或許便是如此。只是，不論怎麼複雜，不論病毒當時多麼未知，身為城市管理者的他們，都應該比當初做得更好。此文只是呈現出一種複雜可能，希望激起更多人來還原當時的疫情防控實情。尤其是在中國早已成功控制疫情，成為全球疫情防控榜樣的當下，更要有自信去挖掘當初的真實情況，以提煉出有針對性的經驗和知識。加繆說過，知識和記憶是「一場災難給人們最大的教訓和經驗」，「我們不應當輕易放過那些治理中曾經嘗過的苦頭和教訓，應該盡力在下一次災難發生時規避它，而不是一次次地重蹈覆轍」。今次重訪武漢，在中國社會已經整體進入後疫情時代的此刻重新挖掘武漢初期防疫故事，正是出於這樣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