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香港社會創新注定失敗　豈止是法律問題

文：吳舟明

香港目前對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的發展，大多流於技術層面的創新和變革，即現在流行的科技創新，甚至香港政府更揚言要將香港發展成 smart city，以智能城市作為香港品牌的代名詞。但是，這種只着重形式技藝的社會創新，忽視內函需要，這猶如清政府時代「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發展，因此，歷史告訴我們，香港 smart city 的發展結果注定是失敗。

早前，新任命的創新及科技局局長的表現可謂是失醜於人前，除了只說自己見過喬布斯之外，外界始乎對他沒有什麼印象，創新局更因為 Uber 事件，看得出也跟不上社會創新的趨勢，一般大眾只會覺得社會創新、科技創新只是離地的學術名詞然而。

其實「社會創新」，它的理解是用新的管理思維、方式去解決固有的社會問題，所以不只局限於科技層面的創新。而且，國外的社會創新例子不需有很大的科研元素，但亦能有效解決社會問題，例如日本、英國、台灣及韓國等國家的社會創新企業發展逢勃，有不少創新有力的社會項目，例如台北市的公共財政預算規劃，讓居民參與政府開支規劃；英國的 Unseen Tour 讓露宿者成為城市導遊；韓國首爾市長朴元渟推動「共享城市」，建立官員跨界議政集思營；日本更有企業只用樹葉就解決社區長者的生計問題，這些案例都意味着社會創新的關鍵不在於技術，而是在於管理者的思維。

首先，已有不少人對香港的法律作出批評，認為它未能跟上現時的社會創新發展。這個說法，我大致同意，因此，我也不作出太多評論。但是，有幾點觀察我想在此補充。

香港法律追不上社會創新的步伐是顯而易見，但其背後反映的是社會文化及價值觀更是落後於人。社會創新講求的是冒險突破，但香港人講求和諧穩定，大多都只求一份安穩的工作；社會創新要求突破傳統，但香港政府仍然是保守因循，解決問題的套路也來來去去那幾招，甚至不敢開罪特權財閥；社會創新講求的是創意敏銳，但香港的教育仍是填鴨考試，專磨去年輕人的獨特個性。社會創新講求眾人合作，但香港人重視私利競爭，喜好爭名逐利，欠缺社會使命和創新的解難思維。

猶是觀之，什麼的人反映出什麼的社會。要香港發展社會創新，可能是水中花鏡中月。因此，筆者認為社會創新的落後，主要問題不在於法律，而是在於人心。政府執意發展 smart city，可預見受惠的未必是廣大的基層人士，而最終，智能城市的社會創新最終恐怕成為權貴們的專屬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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