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郵政總局，不是懷舊，不是戀殖
近年愈來愈多人喜歡說的「集體回憶」…懷舊風潮的主因是城市人在急速變遷的社會環境中缺乏安全感，就像在一股洪流中，極需要抓住一顆堅固的大石以確保自己不會被沖走…對地方和建築物的共同記憶，正正是每天大部分時間只能見到陌生人的城市生活中，僅有的安全感來源。
拆卸和重建、保育和文化承傳，近年香港人對這些字詞都不會陌生，今次輪到郵政總局因中環新海濱規劃而要被拆。雖然我反覆將新聞讀了好幾遍，都不太明白到底拆了郵局是為了「拆咗佢畀市民用，好過畀郵政啦，塊地真係靚地嚟㗎喎」（建制派李志恒語），抑或「歡迎香港有更多甲級寫字樓」（自由黨陳浩濂語）。別跟我說甲級寫字樓即是市民可以用，那麼做郵政總局全港市民能享用的空間可能更多，又或者先拆了「門常開」馬上增加甲級寫字樓供應兼打通金鐘至中環海濱就快靚正。
每次保育戰中，總有人會搬出「乜都唔拆咁仲使發展嘅？」作理由。首先，當然不是「乜都唔拆」，而是要問拆什麼，不拆什麼。為什麼有些建築物不能拆，或者最好不要拆？有人看重地皮的經濟價值，有人認為要視乎建築物的安全程度，有人喜歡談論其歷史或美學價值。我會說，以上都對，但這些因素都需要仰賴專業人士作出判斷，說白了還是「離地」。
集體回憶是一個地方「成家」的要素
近年愈來愈多人喜歡說的「集體回憶」，聽來既不科學又難以作客觀分析，偏偏這種才是平常人如你和我都能感同身受的因素。不少城市學者均認同，這股懷舊風潮的主因是城市人在急速變遷的社會環境中缺乏安全感，就像在一股洪流中，極需要抓住一顆堅固的大石以確保自己不會被沖走。
這些「大石」通常有兩種，第一種是無形的生活習慣，例如所謂傳統習俗，近年臉書常見的懷舊設計和小遊戲也屬於這一類。我們未必會因為中秋節食月餅覺得很新奇刺激，但「每一年這一天全家會在吃飯後去玩燈籠」這件事的高度可預測性會讓人覺得安心，能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連繫。
第二種是社區空間，而這些空間通常由四周的建造物構成，可能是公園的鐵架，可能是一家在路口的小店，也可能是郵政局一座。你去旺角最常到和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什麼？我這個在沒有手機年代長大的人，一定會答「旺地恒」或「Body Shop」，而你身邊的所有人一定知你說的是哪一間Bodyshop，不會去錯了新世紀廣場或者朗豪坊內的Bodyshop。無論這個城市的面貌如何改變，街景中有一角你總會認得，以致西洋菜街的商店換了一代又一代，走在街頭你仍能找到自己的坐標而不會迷路。這種對地方和建築物的共同記憶，正正是每天大部分時間只能見到陌生人的城市生活中，僅有的安全感來源。這種感覺在你到另一個地方展開新生活時尤其明顯。
曾在網上看到一個小測驗，以你對倫敦地鐵線的記憶，考量你是否一個真正的「Londoner」，因為只有當你的日常生活已毋須看地圖或地鐵路線圖，你才能抬起頭仔細端詳四周的景物，那地方才能開始稱為「家」。
社會劇變令人更需「懷舊」
城市空間從來就是政治角力的延伸，因為土地是很寶貴的資源。很多人覺得這些所謂的懷舊是「戀殖」，其實保育者一派往往看重的是歷史文化，沒有所謂殖與不殖，只不過剛好香港就是脫離英國統治19年，這不是我們這一代人可以選擇的。正如當年梁思成規劃新北京城，建議將行政中心放到城西郊區和保留舊城牆，還故意將道路設計得迂迴一點，減低汽車流量。他腦海中想的是如何讓北京人民生活得好，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可持續發展」，但卻被打成抱守舊時代、阻礙新中國發展的陰謀。這種新舊之爭，並不建基於人民福祉和城市長遠發展的實際考慮之上，多說無益。
某程度上，我認同既然社會一直在變，舊嘅唔去新嘅唔嚟，但過去二、三十年的社會變遷比六、七十年代快上好幾倍。城市生活看似自由，實質上讓我們變得更被動。周一至周五上班時間，逢周二晚趁減價去看電影，訂位吃晚飯要麼六點半要麼八點半入席，這個時間表有高度的可測性，我們樂於被安排也習慣被安排後，面對資訊泛濫和科技對社會運作模式的猛烈沖擊，卻顯得無所適從。然而在貧富差距極大的香港，有些人是甘願隨波逐流，以能得到一些普通人難以攀附的好處，但絕大部分人在這股洪流中活得力竭筋疲，不知不覺建造物作為「大石」的角色愈來愈重要，每次聽見什麼老建築要清拆、老街要重建、老店要倒下時，不知道，或不敢想像自己在這股洪流之中能有什麼作為，只能幽幽地話當年。或者連「懷舊」都是偽命題，對社會劇變的無力感才是問題的核心。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