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吶喊．博評】精神科病房性侵事件，揭示醫護前線的困境

今次的精神病院性侵案，醫管局表示會徹查事件，但管理層假如不正視資源和人手不足的長期深層次問題，如此高調關注，最終會否又是前線「揹鑊」？

公立醫院精神科病房接連發生性侵事件，引起大眾關注，更揭示了現代精神科治療的困境。

根據傳媒報道，兩名受害男院友分別年約 13 歲及 17 歲，而案件疑犯都是 40 至 50 多歲的成年病人，反映出未成年病人在成人病房接受治療的嚴重問題。現時公立醫院的青少年精神科床位嚴重不足，很多患有自閉症（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早期思覺失調（early psychosis）或情緒病（mood disorder）的年輕病人，他們有自己獨特的治療需要，自我保護能力也較弱，當被混雜進成人病房，也就很容易被其他有暴力傾向的成年病人侵犯。

性侵犯也是暴力行為的一種，比率上當然比一般的拳腳肢體暴力為少，但也不是未曾聽聞。除了在禁閉式病房，一些集體院舍，也常常出現個別較為弱勢的病人，被其他病人或舍友欺凌和侵犯的事件，而性侵犯就是當中常見的形式。不要以為這是一般的同性性行為，舉例來說，在美國和加拿大的軍隊之中，性侵案的受害人大多數是男性，且也多數是被軍中的男上級長官所侵犯，可見這一類發生在封閉集體生活環境中的性侵案，性侵犯並不止於性慾的滿足，也常常包括團體內的權力制宰。

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一書描述西方中世紀文明對精神病人的處置，由到處放逐飄流的「愚人船」（Das Narrenschiff），到一個個遠離人煙又集體隔離的「瘋人院」，整個禁閉式治療與其說是醫療手段，不如說是工業社會進行集體社會控制的方式。

即使是現今精神病藥物治療技術先進的社會，病人也常常因為其他社會因素（如失業貧窮、家人不接納、欠債、缺乏社區住宿支援等）而被迫入住醫院的禁閉式病房（也就是行內人常說的「social admission」），變相被社會所遺棄和遺忘。試問今次假如沒有性侵案發生，社會大眾又豈會關注精神科病房的惡劣環境？

要改善護理質素　應正視資源和人手問題

筆者曾在公立醫院的精神科病房工作多年，深深感受到擠擁的病房環境對病人和家屬帶來的困擾。有病人家屬原本希望一心為家人求醫，但當看見病房的惡劣環境後嚇得呆住，於是急急帶病人出院；也有病人因為長期困在病房中而情緒低落，寧願向醫生隱瞞病情，也要要求出院。

惡劣的病房環境也對醫患關係構成傷害，精神科醫生常常在妥善保護病人和剝奪病人自由的道德兩難之下苦苦掙扎，病人也因為爭取出院而仇恨醫生，變相影響了治療成效。

當精神病人被社會遺棄，承受禁閉病房的權力制宰，處於權力下游的年輕弱勢病人，就更容易成為受害者。英美等先進國家的精神健康服務，近幾十年已開始進行非院舍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改革，病人逐步進入社區化的照護，即使是因為自殺或暴力風險而需入住禁閉式病房，病房的環境也容許病人有非常大的私隱度和活動空間，人手也非常充足，為病人帶來高質素的護理服務。

反觀香港的情況，政府空談將服務社區化，但人手卻從無增加，不但社區精神科護士的工作量龐大，病房內的護士人手，也因為被抽調出社區而進一步減少，令病房的護理工作，更足襟見肘。

今次的精神病院性侵案，醫管局表示會徹查事件，但管理層假如不正視資源和人手不足的長期深層次問題，如此高調關注，最終會否又是前線「揹鑊」？

病人和家屬當然希望院方改善病房的保安和監察力度，但假如現實的情況是：日間只得十多個職員照顧幾十名重症病人，晚間就只得幾名人手，收症日更要面對一個個暴力、自殺、濫藥和反社會的新症，再向前線施壓，無異巧婦難為無米炊。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