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鐵縱火.來稿】協助精神病患者,不是單靠藥物來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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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港鐵站的縱火事件令人傷心和震驚,帶出了有關精神病的討論。輿論和社交媒體的分享傾向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士構成對社群潛在的風險,需要密切的監察和控制,以及更好的「跟進」和「照顧」。
我不禁會問,這是小撮人精神健康「不對勁」的問題嗎?

案發後的列車首度曝光,可見車廂已成一片焦土。(羅君豪攝)

文:鄭仲仁

我曾經因為兒童時的艱難經驗和社會孤立而發展出強迫症、抑鬱症和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特色。我十三歳被診斷為有精神病,之後感受到身邊的人會抗拒我這個身份,因而不會分享自己的經驗予人知道。在承受童年創傷、精神病污名和失學、失業的影響,我在廿歳左右開始在街上感到別人走過來會加害於我,他們會說出辱駡的聲音。在精神科病房裡,我認為醫護人員聯合來針對我,令我不能出院。我有被迫害的想法,是因為我長期被忽略和壓力所影響,而十分貶低自己,那些迫害我的角色,其實是我看待自己的心聲。我在之後重投社會生活,建立支持的關係和社會角色,這些想法和聲音便逐漸消失。

我在十三歳開始接觸精神科,我學習了不分享自己的事給醫生知道。醫生聽我說了被人迫害的想法後,只會加藥,令我承受痛苦的藥物副作用。醫生不曾關心過我這些想法背後,是訴說着一個怎樣的創傷故事? 當中的痛苦是怎樣的? 我曾經詢問過醫生有關藥物副作用的問題,醫生回應說他要診治很多病人,無時間回答我這些問題。我需要解除心中對藥物的疑慮,我也需要心理方面的支持,但換來的只是簡單的「被服藥」—在不情願的狀況接受效果不佳的治療。我自然會想不服藥,而我當時就是這樣做了。

近年來,我開始不用服藥。我建立了自己幫助自己的方法和能力,也有支持我的關係、角色和信仰。我體會到艱難經驗,包括被虐待、被忽略、持久和巨大的壓力等會造成創傷,引致過去嚴重情緒困擾的反應。雖然藥物治療在當時能夠一定地緩解我的困擾,受傷的心不能單靠藥物來療癒,重要的是讓我有機會去分享經驗和獲得支持,以及能夠接觸足夠的資源,建立支持關係和社會角色。當沒有了這些社區聯繫和投入,藥物治療本身並不能幫到我多少。

(iStock)

我們需要的是加強社區裡的支援,讓人們能夠過自主和有尊嚴的生活,獲取資源,建立關係和實現角色。政策的目標應是促進服務使用者平等地在社區中過着人性化的生活,而不是着眼「跟進」和「照顧」他們。

每當有這類暴力事件發生,服務提供者,包括醫管局的醫護人員及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社工都更警覺「風險」的出現。服務提供者會為了安全着想,會加大力度來監察他們認為有同樣風險的人士,確保他們服藥和得到支援,更容易會去考慮以強迫入院的方式來處理不依循治療的受困擾人士。專業人士和社會大眾在這些風險管理和強迫治療的氣氛下,更難去聆聽和理解有精神疾病患者的經驗,令他們更加孤立、困擾和抗拒幫助。各類「強迫治療」的措施容易造成進一步的傷害和情緒困擾,令人抗拒尋求幫助。

涉嫌在尖沙咀港鐵縱火的男子經歷過甚麼? 他面對過甚麼傷痛? 醫療等支援服務能否促進他在社區中過着平等和人性化的生活? 我們從這些事件中,可以反思社會在預防創傷和情緒困擾方面的工作,究竟做到幾多? 在兒童、青少年期,成人們和社會制度會否壓迫年輕的一輩,阻礙他們的全人發展和成長? 在進入成人世界後,市民有足夠的安全感和發展機會,讓人豐盛安穩地生活嗎? 扭曲的價值觀、人際關係的疏離正在如何影響着我們的? 那涉案男子其時講了「曾蔭權害死我兒子」的說話,其實反映了他的甚麼經驗和社會病態?

沒有人想有這樣的慘劇發生。我們經歷極端惶恐和困惑之後,要避免將這個事件簡單化,只當為小撮人的治療和支援問題。研究顯示,患有精神疾病人士的暴力率與其他人沒有顯著地不同,他們造成的暴力事件往往源於很多的背景和環境因素。

有關當局須訂立促進「全民心理健康」的政策。社群中是否互相關懷和支持? 社會政策是否能促進人們身心靈生活的豐盛發展? 人們賺錢謀生的過程和生活的基本資源是否有助其身心靈健康? 香港社會是否尊重每個人的公民權利和義務,並且讓其平等地在社區生活? 我們尤須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在增強抗逆力和處理心理創傷的工作,及早預防嚴重情緒困擾的出現。

不論有沒有精神科診斷,大家都會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壓迫和創傷,經歷所造成的心靈傷害。在我來說,情緒困擾的經驗訴說着社會壓迫、創傷的故事,啟發了我面對逆境和療癒傷痛,以及實現社會轉變的方向。


【編按:作者是精神病康復者及從事精神復康服務的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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