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赤柬屠殺歷史後 觀光旅遊和消費主義何以影響當代柬埔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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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編按】吳哥窟以外,不知你有否聽聞過另一「景點」波布罪惡館(Tuol Sleng Museum,S-21監獄)呢?看似平凡的巷道內校園,卻曾是著名的監獄刑場。本文節錄自麥田出版《南洋讀本:文學、海洋、島嶼》的〈柬埔寨:沒落的古國〉一章,由阿潑所著。作者受過新聞與人類學專業訓練,這次她聚焦柬埔寨近代歷史,研究離開戰爭後,當代柬埔寨人如何在觀光旅遊風潮與消費主義中立足。為閱讀需要,部分擷取內容有些許調整。

波布罪惡館(Tuol Sleng Museum,S-21監獄)(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越戰結束後,赤柬一度想奪回這塊富庶的土地,中南半島的戰火因而無法平息。

柬埔寨共產黨通稱赤柬(紅色高棉),1976年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下,奪下柬埔寨統治權,但這也成為柬埔寨近代史上最恐怖的一頁。從1975年到1979年這三年多的時間內,約有全國人口五分之一「非正常死亡」,這無可估計的百萬人犧牲於饑荒、疾病、勞改、迫遷、屠殺等原因中,最後只留給觀光客一個骷髏塚(萬人塚)來證明赤柬的殘暴。

在柬埔寨時,我曾一度猶豫是否該到這麼恐怖的景點「觀光」,但最後還是來到金邊的波布罪惡館(Tuol Sleng Museum,S-21監獄)—這個赤柬頭子波布「清理」思想犯和知識分子的監獄刑場—體驗這段黑暗歷史。

波布罪惡館(Tuol Sleng Museum,S-21監獄)(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我們得先小心翼翼走過一條充滿污水、穢物和泥濘的小路,才能到達這個黑色景點的門口,一路揣著莫名恐懼,卻愕然發覺這個世界知名的瘋狂屠殺點,不過就是個藏身在金邊的巷道內的平凡簡陋小學校,恐怕最好的導演都設計不出這麼荒謬的反差。

不過,我這也才發現,正是在這麼不起眼的場域中,進行最殘忍的暴行,才能讓恐懼更深刻—教室外有鐵絲網圈掛著,室內簡單展示畫像、刑具,如此簡單就足以讓我們雙腳發抖,心裡發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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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我們想像過頭了,不知今日柬埔寨人民怎麼看待過往那段黑色歲月?在吳哥時,我和同伴在麵攤遇到了幾個當地人時,便想探問她們的感受。

那是簡單木柱搭成的餐廳,幾個小攤擠在這長形空間中做生意,當時已經過了用餐時間,整個餐廳都沒客人,我邊啜飲著可樂,邊翻看以圖片在書市取勝的旅遊書。一個年輕女孩被這本書吸引,害羞地請我借她看,而後認真地看著書裡的「柬埔寨」,其他工作人員都湊了上來,對著每一頁照片驚歎,彷彿從來不認識自己的國家一般。在某一頁,她們停下來,像是訓練得當的合唱團,先一起倒抽一口空氣,而後齊聲大叫。我也湊過去看到底哪一張照片讓他們如此驚訝?原來是金邊的波布罪惡館,書上編排著幾張貼在館內的駭人照片。

波布罪惡館(Tuol Sleng Museum,S-21監獄)(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你們從未看過嗎?」我好奇詢問,她們都搖了頭,「我們沒到過金邊,我們從來沒離開過這裡。」這些年長的女孩沒離開家,沒離開這個鄉村,甚至沒有離開過這家餐廳,除非她們嫁到國外或者去別的國家賣勞力,否則她們一輩子就在這裡,她們的國家只有在自己的眼前和腳下。

她們又細細碎碎討論了起來,我忍不住又問:「你們認識波布嗎?」她們回答:「知道,他是很可怕的人。」我們彼此的語言能力都貧乏到無法深入討論這個話題,因此我不懂她們的「知道」(Know)是聽過,或是親身經歷。如果是後者,我恐怕也難以索求更多的故事。

書名:南洋讀本:文學、海洋、島嶼
編:王德威、高嘉謙
出版社:麥田出版

然而,在這個國家,有些故事是不用明說,只須見到便可明瞭。例如那些缺腿斷腳少個眼睛的大人小孩,出現在我們面前時,就可判斷那又是一顆地雷炸開的結果。在這國境內,不論往哪兒走,都可看到一組失去雙腳以膝蓋站立的樂隊在路上表演,或是拄著柺杖的孩子對你笑,還有那些缺腿缺胳膊仍賣力清掃吳哥古城路面的勞工。他們數量如此多,多到彷彿是此地的尋常風景,讓我們這些過客都麻木。

至今深埋在這片土地裡的地雷,或許比我們看到的那些殘疾人士還多,根據統計,平均每個柬埔寨人可以分到一顆地雷,所以直至現在都拆不完。我們看不到,也不知道何時有人用身體找到它,讓它炸碎又一個生命。

柬埔寨相關人員拆除地雷(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這些地雷是赤柬留下的。在赤柬獲得權力前,暹粒是他們的基地。他們棲居在吳哥古蹟裡,拿AK-47射殺長臂猿訓練,並睡在石頭上以激勵自己的鬥志。他們將吳哥周圍一百五十六平方公里的區域視為解放區,還將一個防空基地設在吳哥遺址上,利用這個古蹟當盾牌阻擋對手—美國和柬埔寨施亞努政權—的轟炸。

赤柬和親越共施亞努政權是死對頭。越戰時期,美國除了為防堵越共而轟炸柬埔寨,讓七十五萬柬埔寨人在戰火中犧牲外,也在驅逐施亞努另立新政權時,挑起了柬埔寨內戰。後來,施亞努逃到了北京,而赤柬則在中共協助下,接手了統治權。

波布罪惡館(Tuol Sleng Museum,S-21監獄)(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為了奪回湄公河三角洲的土地,赤柬在越戰落幕後,侵略越南,攻打越共。1979年,越南「解放」柬埔寨,並將赤柬趕到邊界叢林,流竄到泰國邊界的赤柬軍便沿路留下地雷,故事最後以埋在地底的一千萬顆地雷當結局。而越南和柬埔寨兩國的關係,也像是在國界上埋著地雷,隨時炸開人民的埋怨和仇恨。

戰地記者張翠容在《行過烽火大地》中提到,柬埔寨有八成以上的農民,他們對土地特別敏感,提到越南人會流露出無限的恨意,甚至使用具有貶意的名稱yueon來稱呼他們。

《行過烽火大地》書封

一位在火車上遇見的越南商人則對我們談過同一場戰爭:「我在戰場上昏迷過去,醒過來時,整個身體都被屍體蓋住,手臂上擱置一個斷裂的手臂,而脖子旁是個不成形的大腿,我的同伴和敵人都死在身旁,我感到難過又害怕,而後我又繼續在屍體堆裡睡去,假裝自己是一副屍體,不用再面對戰爭。」越南商人下了結論:「我討厭柬埔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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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對於離開戰爭的當代柬埔寨人來說,日子又是如何的呢?除了一些一定要和小販殺價,還有注意纏人的司機和小孩的資訊外,旅遊書裡不會告訴你,觀光旅遊和你的消費,如何影響這個向世界打開大門的國家?

柬埔寨街景(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有一回,沙土路的那頭,迎面而來一輛綠色的摩托車,我湧出莫名熟悉感,待摩托車近到我的眼前,仔細一看,原來柬埔寨郵差所騎的這輛車,車體上就印著「中華郵政」。無獨有偶,再多走一會兒路,小孩在眼前跑來跑去,身上的體育服繡著「溪口國小」四個中文字—這是我兒時短暫讀過半年的城市小學。

曾經貧窮的台灣,富裕起來後,「貧窮柬埔寨」便成為台灣人展現愛心的領域。

台灣的社福組織多來此駐點、服務,也時常有台灣人募集衣服物資來柬埔寨捐助。經商和愛心,幾乎是台灣人和第三世界連結的方法,走遍全球看到台灣,多不出這兩樣。

當年台灣在美國物資援助下製成的衣物(圖片來源:twtimes/ Facebook)

當我看到郵車和小學制服時,不免以為,「美國麵粉內褲」竟在這個時空重現。那是我母親成長的年代,是台灣小孩總赤腳奔跑在沙石路的時期,而韓戰的發生,為這個貧窮的社會帶進來美援和美軍,改變人們的生活條件,也給了很多人不同的夢想—當時美國援助的物資可以製作成各種產品,麵粉袋甚至能縫成孩童屁股上的內褲,他們一邊吃著麵包,一邊想像美國人過著什麼都有的生活,嘴裡也跟著吐幾句ABC,How are you。就像黃春明《蘋果的滋味》中的一家人,紅豔鮮美的蘋果將他們都驚傻了。

想要吃飽,想要車子,想要好生活,想要不一樣,是每個發展中國家人民共有的盼望,我們的tuk-tuk車伕Lin,就有著「蘋果夢」。

柬埔寨tuk-tuk車(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戴著漁夫帽的Lin,總是安靜地站在車頭前,等候著我們逛完一個又一個景點。他不懂我們的華語,而寺廟古蹟裡的一切也和他無關,他盡責地踩著腳踏板為我們帶路,但除了景點地名外,他說不出一句介紹。倒是埋藏在吳哥四處的少年小孩,會纏著你,為你介紹那裡的歷史古蹟和一草一木,他們以堪稱流利的英文,希望從你身上賺得一家子的生活所需。

我們包Lin的車到五點為止,好讓他去學英文。他的英文能力尚可,和我們溝通無虞,但為了搶得更多工作、掙得更多錢,他督促自己精進英文。補習費一個月就十塊錢美金,剛好是我們包車一天的價錢,當然,他必須夠幸運攬得到生意,才有這筆收入。

柬埔寨房屋(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我們總在車後盯著他那扛起家計的厚實肩膀,盯久了,也對他的故事產生好奇,於是開口要求到他家拜訪。他笑了一笑,將我們帶到一間簡陋泥土糊上的平房。

他的妻子站在門口,有點訝異,但隨即轉成笑容,請我們喝茶。平時臉上不帶表情的Lin,終於綻開笑容,我這才發覺他補過牙,當我指著那顆牙詢問價錢時,他卻搶著拿出一張照片介紹一雙兒女—為了脫離這個泥土屋以及貧窮的生活,他咬著牙送孩子讀私校。

這是一筆龐大的開支,我懷疑他是否真付得起?畢竟他還要養家、繳錢給車行,每天都還要上英文課。

柬埔寨街景(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我希望孩子們將來可以到國外去發展,不要回來了。」每天靠著勞力賺美金,每天看著不同膚色語言的外國觀光客,Lin也想要出國看看、想到台灣旅行,但他卻連金邊都沒去過,只好繼續想像著世界如何廣闊,外頭生活或許更好。他或許一生都離不開暹粒,但他希望孩子走出這個國界,成為不同身分的人—那些有權力改變他的國家、消費他們的勞力的人。殖民者走了,但物質、金錢和文明的魔力,並沒有真的離開這些國家,我們都同樣處在蘋果的遺緒裡。

2013年

(本文獲麥田出版授權轉載,圖片及標題為編輯所擬。本文不代表藝文格物立場,香港01亦無法核實上述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原創性。)

阿潑|六年級生,本名黃奕瀠,生於高雄,長於彰化,受過新聞與人類學專業訓練,曾擔任記者、NGO工作者以及偏遠地區志工,目前專事寫作。著有《憂鬱的邊界:一段跨越身分與國族的人類學旅程》、《介入的旁觀者》、《日常的中斷:人類學家眼中的災後報告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