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在柏林尋訪難民】在他的痛苦中了解世界 然後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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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努力地代表我們發聲,讓全世界知道我們的苦況。可是兩年來,情況依然毫無改變,我不禁問,既然如此,那麼我說故事是為了什麼呢。找我的人很想了解我的故事,知道後卻完全無法做些什麼。
難民Nasir

【上回談到:難民未必低等與貧困——在柏林遇上敘利亞小伙子 Ahmad】

尼日利亞不少人為逃避博科聖地而棲身難民營,但營內環境惡劣,部分人死於營養不良和其他疾病。(路透社)

文:羈城

要用一個詞語來形容柏林,我會毫不猶豫地說古樸。街邊隨處可見的古建築、大教堂、風格統一的低矮平房,無一不令人感到整個城市格調和諧有序。這古城中,空氣乾淨得令人陶醉,走在街上,你完全不能想到這是歐洲,以至全世界最重要的工業國家。

當下的德國似乎十分美好,猶太英雄紀念碑前的一跪擺脫了過去歷史的枷鎖;柏林圍牆倒下象徵着民族重新復興;德國的尖端科技依然傲視全球。可是,跟其他城市一樣,每個城市都必然有着不為人知,不見於公眾前的一面。匆匆過境的遊客,有多少會知道現在柏林有數以萬計的人過着毫無尊嚴的生活,仿如置身於平行時空。而我,認識了他。

「我叫Nasir,來自尼日利亞,2010年因博科聖地入侵,我去了利比亞中資電訊公司ZTE工作。當時的利比亞好得不得了,城市秩序比歐洲的還要好,更重要的是當地完全沒有歧視,不論你來自亞洲、歐洲還是非洲,都能獲公平對待。可惜好景不常,2012年因利比亞爆發內戰,我坐船橫越地中海來到了意大利,意大利不肯收留我們,卻給了我一張文件,讓我到歐洲其他地方尋求庇護,於是我來到了柏林。」

說起尼日利亞或者非洲黑人,在我生命中唯一交集過的便是Prof. Marafa(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馬路華),但明顯,他們兩人的背景有天壤之別,但有些特質還是一樣的,都是那麼跳躍,動作敏捷,喜歡隨性而行。確實,在三小時的談話中,我感受到了他的好動:步伐急促,喜歡到處走,害得我幾乎跟不上他的步伐。可是,他的眼神中好像總是帶有一點憂鬱。同時英文帶點口音,聽得有點辛苦。

他到我的住所接我,接着便帶我到他生活的地方走走。在15分鐘的地鐵路程中,我簡單了解過他的背景後,便談到他在柏林的生活。

「在2012年我來到了柏林,意大利發給我們的證件雖然允許我們在歐洲以難民身分走動,但不能在德國取得住所,我們要露宿街頭,當時我便住在這裏,這裏是1300人的家。」

大約四個籃球場大小,完全難以想像這個地方能住上1300人。草地變沙地,全因種族主義者的歧視所致。(作者提供圖片)

草地變沙地 一個被燒毁的難民社區

眼前是一片草地,大約四個籃球場大小,完全難以想像這個地方能住上1300人。

「我們在這裏住得非常辛苦,居住條件很差,沒有任何設施,甚至連廁所也沒有。更可怕的是,不斷會有人來騷擾我們。看到了前面這片沙地嗎,它本是草地,可是有一次,有種族主義者半夜到我們這裏放火,便燒成了這樣。我們一直也向政府爭取住所,可是政府並沒有理會我們。2014年,我們終於按捺不住,畢竟我們也是人,要爭取我們應有的權益。於是,我們佔領了附近的一間教堂,終於教堂答應在它的宿舍地牢中劃一些地方給我們住,直到現在。」

被佔領的教堂。(作者提供圖片)

地牢宿舍入口。(作者提供圖片)

「可是,這畢竟不是政府安排給我們的,這是政府的責任,而不應是教堂!我們繼續在公園留守抗爭,過了不久,便被政府清場了。」

此刻的公園似乎回復了寧靜,雖然草地管理得不是很好,很多地方半禿着,但仍有數人在樹下乘涼看書,再也看不出一年前的荒亂痕跡。

政府不負責 德國本地人代難民發聲與抗爭

接着他帶我在住宅區的小徑裏左穿右插,不一會兒,來到了小房子面前。小房子樓高三層,沿着樓梯拾級而上,兩邊牆上展示的是一幕幕似曾相識的相片和影片。小空格中盡是警察與示威者爭持的場面,彷彿是雨傘革命的德國版。其中一個小屏幕放着一段影片,片中男子拿着攝錄機對着警察拍攝,突然被一大群警察衝了上來,抓着他的攝錄機不放,將他推倒在地。那名男子馬上在懷中取出應該是記者證的卡片,可是警察並沒有退讓。男子高聲呼叫,轉眼間,更多的攝錄機圍了上來,狠狠地拍着那幫警察,最後那個警察終於退了下去,旁人扶起那個男子。

「這是我們的抗爭紀念館,記錄着我們的抗爭。你留意到了嗎,相中的人大多是白人,因為我們這班難民並不允許參加示威。我們一旦被抓便會很危險,我們可能會被打、被監禁,甚至被驅逐出境。相中的都是德國本地人,他們清楚自己的權益,受到法律保護,警察也不敢拿他們怎麼樣,他們替我們發聲,代我們抗爭。」

抗爭紀念館展覽(作者提供圖片)

剛巧迎面走來一位中年女士,Nasir熱情地與她攀談起來,他們說的是德語,我聽不懂。

歐洲人比亞洲人本來就狂野得多,染髮、紋身、穿環隨處可見,這裏的正常打扮放於香港,肯定會被當作標奇立異,眼前這位中年女性則更厲害,集三者於大成:頭髮染得五顏六色,全身都是紋身,配上各式各樣的環,絕對是不羈中的不羈。Nasir卻說:

「她是個很好很好的人,幫了我們很多。我們這班難民有什麼事都會找她,她為我們提供食物,幫我們籌集捐款,在我們被捕時亦會幫我們找律師,她甚至用她的房子收留了幾個難民。我們現在全是靠這班人的捐款和支持才能夠生存下去,政府完全沒有做過什麼。」

言談中可以看出,Nasir對這班人充滿感激。

別過那女子,他帶我走到一座古堡前,古堡在歐洲並不罕見,但這座古堡在那裏卻十分醒目。在暗黃的磚頭上掛着一條白底紅字的巨型條幅,大大隻字寫着「納粹滾開」。古堡下方滿是海報、塗鴉,可以看出大部份與左翼社運有關,一看便知道這是他們的根據地。

「這是一個私人博物館,會在裏面舉辦不同的藝術展覽、影片放映,裏面亦有很多房間,每個房間都是一個藝術團體的辦公室。古堡的主人十分支持我們,在裏面劃了一間房給我們,我們會在這裏討論時政,紀念館的工作亦是在這裏籌備。」

古堡私人博物館(作者提供圖片)

沒人再關注的故事

我們走走談談了個多小時,我心中仍然有很多疑問,出發前亦已預備了一些問題,包括他從非洲橫過地中海的經歷等等,我見他介紹得十分駕輕就熟,似乎已有很多經驗,隨口問了一句:「你是什麼時候開始跟其他人說故事的呢?」

怎知他的答案卻令我意想不到。

「兩年前開始,我將我的故事告訴了無數人,有很多人找過我,包括記者、學生,我被告知我們之所以會這麼慘,是因為其他人不了解我們的情況。有見及此,那段時間我接受了無數次的訪問,我很努力地將我們的經歷告訴其他人。很多難民的教育程度都十分低,甚至只會本地方言,不同難民之間的溝通也有困難,何況是跟其他人溝通呢?我會英語、德語、阿拉伯語和一些方言,因此我很努力地代表我們發聲,讓全世界知道我們的苦況。」
「可是兩年來,情況依然毫無改變,我不禁問,既然如此,那麼我說故事是為了什麼呢。找我的人很想了解我的故事,知道後卻完全無法做些什麼。我明白,因為他們沒有權力。我們這麼慘,是真的因為其他人不了解,還是政府根本無意去做任何行動?漸漸地,我開始不再將我的故事告訴其他人,不再接受採訪,只是我見你從香港這麼遠過來,又是學生,我才來見一見你。」

我愣住了,不知如何回應。老實說,我參加服務學習、了解貧窮這類的活動也有一段時間,他所言的問題我也有想過,但是經當事人親口說出來時,又別有一番感受。

畢竟,他們不是專業的社工、說書人,要他們一次又一次揭開傷疤來讓我們「學習」、了解世界時,我們到底有否意識到,這其實是將他們從地獄裏拉了一轉回來。傳說第十八層地獄是每日將生命中最痛苦的事重新經歷一遍,若我們(半)強迫着當事人說故事,情況跟十八層地獄豈非驚人地相似,尤其是我們拙劣的訪談技巧,肯定使他們受到了不少傷害。

若如他所想,我們了解真相之後能改善他們的處境,那麼這還可說是有意義。可是更多的情況是,當我們聽了他人的故事,好像學會了什麼,知道世界是多麼殘酷,卻又完全不能做些什麼。更甚者,有些人用獵奇的眼光去看待貧窮,了解其他人的苦難,回來後大肆宣揚,視為榮譽。

想到這裏,我收回所有之前預備過的問題,原本打算請他在鏡頭下說說自己的感受,後來我也放棄了。畢竟藉着傷害而了解,本身就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我們找到一間餐廳坐下,轉而談論其他問題,討論對世界時政的看法,時間關係,下回再談。

 

【編按:作者見近月歐洲難民危機愈演愈烈,因而隻身前往歐洲遊歷,跟不同的難民組織接觸,與當地難民對話。】

(本文為投稿,稿件可電郵至iwanttovoice@hk01.com;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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