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南海問題非日中能解決 聚焦朝核更實際
南海問題本來就不是日中能夠解決的雙邊問題，因此也不應該成為阻礙兩國外交關係的障礙……促使朝鮮放棄核武器，符合日中共同的利益，故若能以解決朝核問題作為契機，逐步醞釀東北亞安全合作機制，那可以說是危中有機。
中國高度警惕日本新安保法
3 月 29 日，自從去年以來飽受爭議的日本新安保法案正式生效。接下來，日本可以有限度行使集體自衛權，支援美國的軍隊，保衛美國的艦艇等，這有助於美國展開軍事戰略，日美同盟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體現出一種互助性。
同日，安倍首相在出席參議院預算委員會時表示：「從此以後，在保衛日本的議題上，日美成為了相互協助的同盟關係，加強了同盟之間的紐帶。」
對於日美加強同盟關係，中國應是最持有警惕態度的。畢竟，中國在相當程度上始終把日美同盟視為牽制，甚至是遏止中國「和平崛起」的阻礙物。
翌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記者招待會上回應指，「日本實施新安保法案是戰後日本軍事安全政策的重大調整，引發外界對日本是否要改變和平發展道路的質疑，日本國內對新安保法案也有強烈反對意見」，又指「日本某些勢力一直試圖通過製造所謂『中國威脅』推進國內政治議程，中方對此堅決反對，要求日方不得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不做損害地區和平穩定的事」。
從洪磊的這一發言，基本可以看出中國政府的立場：
（一） 中國高度警惕新安保法案所帶來的軍事政策調整，有可能損害中國的安全利益；
（二） 中國承認戰後日本走的道路是和平道路，日本國內也有和平勢力；
（三） 中國認為該法案主要是針對中國崛起，接下來該警惕的是安倍首相試圖推進的「修憲」議程。
如我上一篇博評所言，即使在新安保法案生效的情勢下，日本在南海海域能展開的行動，不論領域和範圍也相當有限。目前，安倍首相更多的是用嘴巴主張自己所相信的理念和政策，如反對用實力改變現狀、尊重航行自由等。
不過，安倍言論讓中國感到警惕和擔憂也是事實，它甚至成為中方拒絕跟日方開展首腦外交或高層外交的重要理由。觀察日方領導層就某問題所取的態度或立場，來決定要不要跟對方見面或建立關係，是中國政府一貫的作風或做法，實際上是繼承了「老朋友外交」的傳統，也可以理解為要麼把對方當作朋友，要麼把對方當作敵人的二分法外交。
南海問題被視為日中關係新焦點
這些天，日本媒體密切關注外相岸田文雄會否於 5 月黃金周之前訪華。據共同社 3 月 31 日的報道，兩國政府正在為岸田 4 月底訪華進行最後的協商。日方似乎想在屆時的外長會談上集中討論南海問題，這實際上也體現了安倍首相對此問題的高度重視。
不過，問題在於，在中方從安倍首相等政府首腦對南海問題的言論情況，判斷要不要展開首腦外交的情況下，日方又要主張在會談中討論南海問題，這裏面充滿日中之間不對稱的問題意識和基本立場。
我認為，中方會等到 4 月 10 日，日本在廣島主辦的 G7 外長會議上有關南海問題的表現，再作出最後的決定，即要不要在 4 月底請岸田訪華。假如岸田在 G7 會議這匯集西方發達國家外長的場合，大力主張中國在南海海域行為的問題和危害，還拉攏這些國家一起譴責中國，那麼中國政府將必然把岸田視為「敵人」，認為這人「不靠譜」，不能信任。
如今的日本輿論，似乎以「南海問題是日中關係中的新焦點」為主要論調，假如這種輿論持續蔓延下去，日中高層對話就有可能被擱置或延遲了。實際上，南海問題本來就不是日中能夠解決的雙邊問題，因此也不應該成為阻礙兩國外交關係的障礙，雖然雙方也需要為維護海洋安全和航行自由展開建設性的對話。
此刻日中兩國更應該帶着合作態度，共同面對朝核問題。促使朝鮮放棄核武器，符合日中共同的利益，故若能以解決朝核問題作為契機，逐步醞釀東北亞安全合作機制，那可以說是危中有機，日中應該朝着這個方向在外交上共同努力。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朝鮮半島事務特別代表武大偉這一曾擔任過駐日大使的「知日派」外交官，在這次的訪日之行能與日方討論重啟六方會談問題，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