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後工人賺了一日勞動節假期 但失去了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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搵朝唔得晚,工時長,勞動強度大,賺埋賺埋未必夠補身;回歸後,年輕人的工作處境不斷惡化,還要還升學債,租住似樣一點的劏房也可能捉襟見肘,更莫說買樓安居了;不少長者捱了一世,依然得個桔……勞動節有假放了,但對勞工階層而言,香港仍然是以前那個香港。
鍾劍華

這裏外表風光,但很多勞動階層仍「搵朝唔得晚」。(資料圖片)

1864 年,英法德意四國的工人代表在倫敦開會,左翼工人運動及階級鬥爭理論的宗師馬克思也參與其中,並決議成立了「國際工人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即後來左翼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的「第一國際」。到了 1889 年 7 月,世界各國的工人組織在巴黎召開大會,決定由各國的工人政黨組成一個國際聯合組織,推動社會主義革命,並正式命名為「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亦即後來所謂的「第二國際」。

通識:「國際」勞動節是怎麼來的

第二國際在首次大會中,決定以罷工作為工人階級的鬥爭武器,並通過「勞工法案」及「五一節法案」,宣布把每年的 5 月 1 日定為「國際勞動節」,並以爭取8小時工作制,作為運動的其中一個目標。這一段歷史說明,今天所謂的「五一國際勞動節」,與馬克斯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有着直接的關係。

第二國際的成立大會同時宣布,把每年的 3 月 8 日定為「國際婦女節」。隨着女性地位的日漸提升,加上意識形態的爭議相對較低,婦女節在世界各地被普遍接受,聯合國也從 1975 年起,確立每年 3 月 8 日舉辦活動慶祝國際婦女節。

五一國際勞動節也有着上述的淵源,但相對而言,勞工運動意識形態之爭的色彩較為濃厚,世界不同地方的政府因而不一定願意把第二國際的決議定為標準。因此,五一國際勞動節雖有「國際」之名,卻不是一個全世界普遍確認的紀念日。

話雖如此,隨着社會要趨向平等的觀念得到重視,就算資本主義社會也免不了要做點事,以保障勞工階層的基本權益,從實際看、在姿態上,提升勞工階層的社會地位。因此美加兩國也有「勞動節」,定於 9 月第一個星期一。其他國家則有不同規定,部分並沒有設定勞動節,例如意大利。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長期受總部在蘇聯的共產國際支配,因而也把五一國際勞動節視為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接軌的象徵。1949 年新中國正式成立後,國務院隨即在當年 12 月,把 5 月 1 日定為法定勞動節。

早於十九世紀初已有人提出八小時工作制。(Wikipedia)

長期重商主義 打工階層權益次又次

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時,五一勞動節並非法定假日,也沒有官方的慶祝活動。直至九七回歸,要把一些具殖民地色彩的假日取消,相應地,需要新增幾個具中國特色的假期,五一勞動節於是在 1998 年,被確立為法定假期。

在香港,勞工階層長期只被視作資本主義社會操作體系中的小螺絲。香港在十九世紀初立的第一條勞工法例,原意並非保障勞工權益,而是在法律上,確立僱主有權對勞工的生產活動作安排。

直到 1926 年省港大罷工之後,港英殖民地政府才較為重視勞工階層的問題,政治上也有需要安撫龐大的勞工階層,於是開始制定一些很基本的法例,以保障婦女及年輕工人的基本權利。

1967 年暴動之後,香港政府較重視改善勞工階層的整體福利及勞動保障。現時那一套最重要的「僱傭條例」,便是在那時起,逐步統合並修訂相關法例而來的產物。

七十年代以還,香港勞工階層的權益及福利保障無疑有明顯提升,但整個社會仍然擺脫不了重商主義及自由經濟觀念的支配。政治體制及各個層次的決策,長期受大財團及其商業利益代理人支配;專業及精英階層的意識形態也較偏重自由主義;政府的官僚層,例如出身 AO 最後成為特首的曾蔭權,也一直對「滴漏理論」有着宗教迷信般的堅執,認為只要經濟搞好,工人生計也自然可以得到提升。

勞工界有了代表加入議會,其取態卻往往被政治歸邊的需要而扭曲。(資料圖片)

勞工運動長期政治歸邊 遭利益團體利用

一直以來,法律對參與工會及工人運動的保障就不足夠,再加上國共鬥爭的影響,香港勞工運動在回歸前長期被左右兩極的意識形態騎劫。勞工組織的主要作用,是為國共雙方在香港統戰基層提供平台,爭取改善勞工階級的工作待遇及處境變成次要。於是,政治歸邊的需要往往凌駕原本該屬核心事務的勞工運動,殖民地政府及資本利益集團看透這一點,明知這些工會只顧左右之爭而難成大事,因此便明正言順地,把商業利益置於保障勞工界利益之上。

就算到了回歸過渡期,政治體制逐步開放,勞工界有代表加入議會,代表勞工的聲音也更響亮,但在這段時間,中英就回歸的政治鬥爭激烈,加上北京要壓抑本地民主派,勞工界代表對勞工議題的取態,仍繼續因應政治歸邊的需要而被扭曲。

回歸後,右派工會淡出。獨立工會力量本就相對薄弱,加上其民主及抗共訴求,被打成反對派,難以主導勞工議題。會員人數最多的愛國左派工會,順勢理應成為特區新香港工人階級的最有力代表。事實上,左派工會在回歸後也真彷彿有「升上神枱」之勢,大可一吐幾十年來的烏氣。有工會領袖加入了行政會議、有勞工界代表盤據重要諮詢組織及法定機構,就連六七暴動時有份組織街頭武鬥的工會頭頭,也獲頒發大紫荊勳章。一時間好不威風。

回歸後 最大工會成既得利益一員 投票竟不維護工權​

不過左派工會卻沒有趁機回歸本業,也沒有重拾第二國際賦予的抗爭精神,或以勞工利益作本位。左派工會既成為特區管治同盟的成員,首要任務,當然是支持中央政府落實不脫殖民地重商主義色彩的港人治港,也要配合及支持特區政府的所謂依法治港。偏偏這一種所謂一國兩制,要先服膺於喬曉陽說得露骨的「首先照顧投資者的利益」;依法治港,則仍然離不開秉承自殖民地前朝政府那一種的以商業利益考慮為先、以專業精英階層精神作輔佐的行政主導。

早前到政府總部請願,爭取劃一假期的工聯會。(余秋婷攝)

在必先擁護祖國及支持特區政府的前提下,回歸後的左派工會更需要與商界及傳統精英階層連成一線,抗衡更立根於本土、甚至更從民粹利益出發的反對派。這一種政治定位,令原本應該以提升勞工階層權益為己任的左派工會,回歸後,忽然變成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同盟。歷史彷彿像開香港的玩笑,香港最大的工會竟然會投票贊成廢除集體談判權,也一再以令人匪夷所思的論據,放過特區政府一些不符合工人利益的決策。

結果是,從姿態上,整個社會似乎更加重視勞工階層,但在社會制度及政策上,卻仍然不重視勞工界,不願意在法律層面確立工人權益,各類型的勞工及社會保障,也非得經好幾十年持續爭取,才有機會成事。香港到了今天還在討論應否設立「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的爭議正陷於死結;「男性侍產假」也只得聊勝於無的三天,凡此幾方面,香港都已被亞洲地區經濟水平相若的南韓和新加坡遠遠拋在後面。這足以說明香港對勞工階層的重視遠遠不足夠。

在這裏,外表依然風光,人均收入在亞洲、甚至世界,也位處前列。然而,生活成本偏高,收入差距不斷擴闊,各方面的勞工保障不足,全面的社會保障體制依然無法合理發展。很多香港勞動階層搵朝唔得晚,工時長,勞動強度大,賺埋賺埋都未必夠補身。回歸後,年輕人的工作處境不斷惡化,還要還升學債,租住似樣一點的劏房,也可能捉襟見肘,更莫說買樓安居了;不少長者捱了一世,依然得個桔,老來可能還要被迫申領綜援。如此局面,很明顯對一般手停口停的勞動階層尤其不利,就算中產階層,也難免擔憂老來過唔到世。這種社會形態也令市民一般對未來缺乏安全感,社會也只能繼續功利下去,社會投機之風則仍然猖獗。

香港到了今天還未設立「全民退休保障」。(余秋婷攝)

在慶祝勞動節的「工人」代表 究竟離勞動階層多遠了?

就算把五一國際勞動節列作法定假期,勞動節有假放了,但對勞工階層而言,香港仍然是以前那個香港。當家作主的,仍然是工商界領袖,及與資本利益集團關係千絲萬縷的專業精英階層。被體制認可的所謂「勞工領袖」或「打工仔代表」,都變成了出入酒會、住大屋、揸名車的「偽基層」。他們積極參與資本主義的遊戲,炒樓炒股票;他們從商界朋友處取得大量貼士甚至內幕消息,大大改善自己生活,已非讓他們代表的勞動階層可以想像;他們也憑藉被認可的勞工界領袖身分,取得社會地位及政治權勢。

在勞工節的慶祝治動上,他們可能也會繼續高舉為工人打拼的旗幟,要爭取這個爭取那個,就跟當年在第一國際及第二國際的大會上那些工人代表,沒有兩樣。但骨子裏,他們已經搖身一變,成為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代理人團隊中一員,也是專政集團的代表。所有前人說要爭取的,可能早已拋諸腦後,其他的不消說了。1889 年第二國際首次大會中要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目標, 對大部分打工仔而言,仍是遙不可及。標準工時之爭,看來最終還是會再一次向自由經濟的倫理舉手投降。

勞工階層真的一無所得嗎?可能不至於,起碼多了天「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法定假期吧。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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