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後工人賺了一日勞動節假期 但失去了這些！
搵朝唔得晚，工時長，勞動強度大，賺埋賺埋未必夠補身；回歸後，年輕人的工作處境不斷惡化，還要還升學債，租住似樣一點的劏房也可能捉襟見肘，更莫說買樓安居了；不少長者捱了一世，依然得個桔……勞動節有假放了，但對勞工階層而言，香港仍然是以前那個香港。
1864 年，英法德意四國的工人代表在倫敦開會，左翼工人運動及階級鬥爭理論的宗師馬克思也參與其中，並決議成立了「國際工人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即後來左翼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的「第一國際」。到了 1889 年 7 月，世界各國的工人組織在巴黎召開大會，決定由各國的工人政黨組成一個國際聯合組織，推動社會主義革命，並正式命名為「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亦即後來所謂的「第二國際」。
通識：「國際」勞動節是怎麼來的
第二國際在首次大會中，決定以罷工作為工人階級的鬥爭武器，並通過「勞工法案」及「五一節法案」，宣布把每年的 5 月 1 日定為「國際勞動節」，並以爭取8小時工作制，作為運動的其中一個目標。這一段歷史說明，今天所謂的「五一國際勞動節」，與馬克斯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有着直接的關係。
第二國際的成立大會同時宣布，把每年的 3 月 8 日定為「國際婦女節」。隨着女性地位的日漸提升，加上意識形態的爭議相對較低，婦女節在世界各地被普遍接受，聯合國也從 1975 年起，確立每年 3 月 8 日舉辦活動慶祝國際婦女節。
五一國際勞動節也有着上述的淵源，但相對而言，勞工運動意識形態之爭的色彩較為濃厚，世界不同地方的政府因而不一定願意把第二國際的決議定為標準。因此，五一國際勞動節雖有「國際」之名，卻不是一個全世界普遍確認的紀念日。
話雖如此，隨着社會要趨向平等的觀念得到重視，就算資本主義社會也免不了要做點事，以保障勞工階層的基本權益，從實際看、在姿態上，提升勞工階層的社會地位。因此美加兩國也有「勞動節」，定於 9 月第一個星期一。其他國家則有不同規定，部分並沒有設定勞動節，例如意大利。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長期受總部在蘇聯的共產國際支配，因而也把五一國際勞動節視為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接軌的象徵。1949 年新中國正式成立後，國務院隨即在當年 12 月，把 5 月 1 日定為法定勞動節。
長期重商主義 打工階層權益次又次
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時，五一勞動節並非法定假日，也沒有官方的慶祝活動。直至九七回歸，要把一些具殖民地色彩的假日取消，相應地，需要新增幾個具中國特色的假期，五一勞動節於是在 1998 年，被確立為法定假期。
在香港，勞工階層長期只被視作資本主義社會操作體系中的小螺絲。香港在十九世紀初立的第一條勞工法例，原意並非保障勞工權益，而是在法律上，確立僱主有權對勞工的生產活動作安排。
直到 1926 年省港大罷工之後，港英殖民地政府才較為重視勞工階層的問題，政治上也有需要安撫龐大的勞工階層，於是開始制定一些很基本的法例，以保障婦女及年輕工人的基本權利。
1967 年暴動之後，香港政府較重視改善勞工階層的整體福利及勞動保障。現時那一套最重要的「僱傭條例」，便是在那時起，逐步統合並修訂相關法例而來的產物。
七十年代以還，香港勞工階層的權益及福利保障無疑有明顯提升，但整個社會仍然擺脫不了重商主義及自由經濟觀念的支配。政治體制及各個層次的決策，長期受大財團及其商業利益代理人支配；專業及精英階層的意識形態也較偏重自由主義；政府的官僚層，例如出身 AO 最後成為特首的曾蔭權，也一直對「滴漏理論」有着宗教迷信般的堅執，認為只要經濟搞好，工人生計也自然可以得到提升。
勞工運動長期政治歸邊 遭利益團體利用
一直以來，法律對參與工會及工人運動的保障就不足夠，再加上國共鬥爭的影響，香港勞工運動在回歸前長期被左右兩極的意識形態騎劫。勞工組織的主要作用，是為國共雙方在香港統戰基層提供平台，爭取改善勞工階級的工作待遇及處境變成次要。於是，政治歸邊的需要往往凌駕原本該屬核心事務的勞工運動，殖民地政府及資本利益集團看透這一點，明知這些工會只顧左右之爭而難成大事，因此便明正言順地，把商業利益置於保障勞工界利益之上。
就算到了回歸過渡期，政治體制逐步開放，勞工界有代表加入議會，代表勞工的聲音也更響亮，但在這段時間，中英就回歸的政治鬥爭激烈，加上北京要壓抑本地民主派，勞工界代表對勞工議題的取態，仍繼續因應政治歸邊的需要而被扭曲。
回歸後，右派工會淡出。獨立工會力量本就相對薄弱，加上其民主及抗共訴求，被打成反對派，難以主導勞工議題。會員人數最多的愛國左派工會，順勢理應成為特區新香港工人階級的最有力代表。事實上，左派工會在回歸後也真彷彿有「升上神枱」之勢，大可一吐幾十年來的烏氣。有工會領袖加入了行政會議、有勞工界代表盤據重要諮詢組織及法定機構，就連六七暴動時有份組織街頭武鬥的工會頭頭，也獲頒發大紫荊勳章。一時間好不威風。
回歸後 最大工會成既得利益一員 投票竟不維護工權
不過左派工會卻沒有趁機回歸本業，也沒有重拾第二國際賦予的抗爭精神，或以勞工利益作本位。左派工會既成為特區管治同盟的成員，首要任務，當然是支持中央政府落實不脫殖民地重商主義色彩的港人治港，也要配合及支持特區政府的所謂依法治港。偏偏這一種所謂一國兩制，要先服膺於喬曉陽說得露骨的「首先照顧投資者的利益」；依法治港，則仍然離不開秉承自殖民地前朝政府那一種的以商業利益考慮為先、以專業精英階層精神作輔佐的行政主導。
在必先擁護祖國及支持特區政府的前提下，回歸後的左派工會更需要與商界及傳統精英階層連成一線，抗衡更立根於本土、甚至更從民粹利益出發的反對派。這一種政治定位，令原本應該以提升勞工階層權益為己任的左派工會，回歸後，忽然變成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同盟。歷史彷彿像開香港的玩笑，香港最大的工會竟然會投票贊成廢除集體談判權，也一再以令人匪夷所思的論據，放過特區政府一些不符合工人利益的決策。
結果是，從姿態上，整個社會似乎更加重視勞工階層，但在社會制度及政策上，卻仍然不重視勞工界，不願意在法律層面確立工人權益，各類型的勞工及社會保障，也非得經好幾十年持續爭取，才有機會成事。香港到了今天還在討論應否設立「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的爭議正陷於死結；「男性侍產假」也只得聊勝於無的三天，凡此幾方面，香港都已被亞洲地區經濟水平相若的南韓和新加坡遠遠拋在後面。這足以說明香港對勞工階層的重視遠遠不足夠。
在這裏，外表依然風光，人均收入在亞洲、甚至世界，也位處前列。然而，生活成本偏高，收入差距不斷擴闊，各方面的勞工保障不足，全面的社會保障體制依然無法合理發展。很多香港勞動階層搵朝唔得晚，工時長，勞動強度大，賺埋賺埋都未必夠補身。回歸後，年輕人的工作處境不斷惡化，還要還升學債，租住似樣一點的劏房，也可能捉襟見肘，更莫說買樓安居了；不少長者捱了一世，依然得個桔，老來可能還要被迫申領綜援。如此局面，很明顯對一般手停口停的勞動階層尤其不利，就算中產階層，也難免擔憂老來過唔到世。這種社會形態也令市民一般對未來缺乏安全感，社會也只能繼續功利下去，社會投機之風則仍然猖獗。
在慶祝勞動節的「工人」代表 究竟離勞動階層多遠了？
就算把五一國際勞動節列作法定假期，勞動節有假放了，但對勞工階層而言，香港仍然是以前那個香港。當家作主的，仍然是工商界領袖，及與資本利益集團關係千絲萬縷的專業精英階層。被體制認可的所謂「勞工領袖」或「打工仔代表」，都變成了出入酒會、住大屋、揸名車的「偽基層」。他們積極參與資本主義的遊戲，炒樓炒股票；他們從商界朋友處取得大量貼士甚至內幕消息，大大改善自己生活，已非讓他們代表的勞動階層可以想像；他們也憑藉被認可的勞工界領袖身分，取得社會地位及政治權勢。
在勞工節的慶祝治動上，他們可能也會繼續高舉為工人打拼的旗幟，要爭取這個爭取那個，就跟當年在第一國際及第二國際的大會上那些工人代表，沒有兩樣。但骨子裏，他們已經搖身一變，成為整個資本主義制度代理人團隊中一員，也是專政集團的代表。所有前人說要爭取的，可能早已拋諸腦後，其他的不消說了。1889 年第二國際首次大會中要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目標， 對大部分打工仔而言，仍是遙不可及。標準工時之爭，看來最終還是會再一次向自由經濟的倫理舉手投降。
勞工階層真的一無所得嗎？可能不至於，起碼多了天「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法定假期吧。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