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歧視人的人的懺情書
應該是1991年的事了，我曾經在男童院當實習社工。是的，是男童院…當中有「暴力行為、有參與黑社會活動、有吸毒習慣、有性濫交」的年輕人，程度應該比群育學校更嚴重…我面對最大的挑戰，不是院童的尋釁滋事，而是院童的「合作」…誰沒有錯？誰沒有惹過禍？在偏見、偏見面前，你我都是同道。我猜想在不久將來，會有不少來自群育學校的師生分享，告訴你「標籤只應用在罐子上，而不是在人身上」。
你說，群育學校的學生，有暴力行為、有參與黑社會活動、有吸毒習慣、有性濫交、有較大可能與區內不良分子和黑社會結聚，所以群育學校的新校選址並不適宜在你負責的學校附近；並以一個「為他們好的角度」，建議群育學校學生只宜安置在一個遠離人口密集和避免引誘的環境。
後來你回覆傳媒查詢時，可能是氣急敗壞，更說了「你話係咪擺咗個炸彈喺……我唔知邊個傷」和「老實講，如果佢係正經返學，唔使去群育學校啦！」之類的說話來⋯⋯難怪有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藝人黃秋生、教協、進步教師同盟、社工總工會紛紛要立刻回應你的妄語，認為你公然提倡「教育隔離政策」，見識之狹隘，枉為一校之長和教育政策評論人，「你是辦教育嗎？」
促收回歧視言論 願當你的「懺悔嘉賓」
都說歧視人的人最易揭露了自身的盲點和虛偽。你歧視人家在先，並出信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反對在你校附近遷建重置特殊學校，結果受到口誅筆伐，固然與人無尤。你趕快道歉，收回歧視言論，然後自掏銀包辦一場反歧視教育研討會，以自身的錯誤示範，敬告全港市民，「Not in my backyard」的思維真是要不得。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燃燒自己，照亮別人，將壞事變好事，都算是你的一場功德。
我之可以按捺得住沒有對你破口大罵，甚至願意做你「懺悔嘉賓」，因為我也曾經無知、曾經做錯、曾經成為「歧見的共謀」而不自知。所以，今天，我對你的，準確的說，不是同情心，而是同理心。
男童院內不見「天生犯罪狂」
應該是1991年的事了，我曾經在男童院當實習社工。是的，是男童院，是因犯事而被判入院舍生活的那一種。當中有「暴力行為、有參與黑社會活動、有吸毒習慣、有性濫交」的年輕人，程度應該比群育學校更嚴重。
在得悉要在男童院實習的一刻，我心事重重，忐忑不安。跟你一樣，以為他們個個兇神惡煞，面目可憎：長耳、厚嘴唇、左右面頰不對稱、高鼻、笑起來會露出獠牙，是19世紀初意大利犯罪學之父Cesare Lombroso所講的「天生犯罪狂」（The Born Criminal）的那模樣。他們是種未進化的人類，或是特有的人類類型。
既然要入「地獄」，於是我逼令自己要趕快完成兩件事：一，買件恤衫，熨條西褲，以「亞Sir」的姿態出現，希望借「制服」的威勢，鎮住小鬼；二，請教師傅，學習擒拿手和凌波微步，遇事時可以傍身，也可以速逃。結果當然是一番徒勞。院童雖不至是青靚白淨、人見人愛，但雙眼沒有凶光、口裏也找不到獠牙，他們也不是終日想如何教壞他人。聽聞他們的凶光和獠牙，由被捕、上court、覊留、取報告、被判罪、入院等一連串司法程序，早已褪色，剩下的只是規規矩矩，希望可以「有探期」見屋企人和早日離開院舍。
一個院童 一個故事
我面對最大的挑戰，不是院童的尋釁滋事，而是院童的「合作」。資淺的輔導員以為輔導之難，難在如何展開對話，如何克服種種testing out behaviours等等；資深的輔導員才明白，真正輔導之難，是難得如何聆聽疼痛和分擔眼淚──社工是個負重的器皿，盛載苦難、荒謬、黝黑和人性，而聆聽就是盛載不可或缺的部分。
院童甲來到乒乓波枱前面，我預備扭盡六壬，查根問底，想評估小小年紀的他，持械傷人的原因和經過，以及事後反思。奈何他不忌諱、不靦腆，將身世如數家珍，像是述說着別人的故事：老爸早逝，老媽是長期病患者，家姐在家「接客」謀生，於是他自少就被趕出家門，在街上蹓躂，要家姐每天「在家工作」之後，才可回家食飯、睡覺。結果功課追不上，索性無心上學；又結果在街上與其被人欺負，不如欺負別人。一日復一日，一年復一年，他是屯門屋邨小頭目，以好勇鬥狠打出名堂⋯⋯欠債是要還的，到頭來還要連本帶利地還，別人幫不上忙、替不了身，只能自己還。結果，有一天，他打得性起，持械傷人，被捕被控被判罰入男童院半年。
「好人」不一定「好事」 「壞人」不一定「壞事」
如此故事，現在說來，輕描淡寫；當時聽到，難以下嚥。原來聆聽他人之痛苦，超出自己的承載能力，腦海會一片空白，不能言語，唯有叫停輔導。沒錯，不是對方「十問九唔應」，或搬弄「語言偽術」，破壞輔導，而是我力有不逮，以為要裝備「講的能力」，反而忽略了更重要的「聽的能力」，結果在不知如何是好的窘態下，我叫停了輔導。
我知這是錯誤示範。我就是如此這般從錯誤中走過來的「受過傷的治療者」（Wounded Healer）。在此之後，對於在日常用語中，「好人」常常與「好事」、「壞人」常常與「壞事」並稱，習慣地稱作「好人好事」和「壞人壞事」，我都滿有保留。其實好人跟好事和壞人跟壞事，都是有區別的。好事壞事可以用社會倫理標準來判斷，好事壞事與否跟是不是「好人」和「壞人」並沒有必然關係。在過年過節政府號召做「好人好事」，或提防「壞人壞事」的時候，「好人」常常成為一個意義含糊的政治用語。
「聆聽之難」 不以己度人 不selective hearing
另外的學習，是關於「聆聽之難」的。輔導跟平常的聊天有所不同。聊天式聆聽是種「以我為準」的selective hearing。
對方所說的內容與我們本身的經驗相似，所以心有戚戚焉，以為已經「明白」對方的處境。這種「明白」其實是以自己的尺度，量度對方。跟我們差不多的，就「明白」；跟我們有所不同的，就不合常理、邏輯、「離地」和不明白。
可是，這種聊天式聆聽會讓當事人在既有的痛苦上，還有感受某種「不被看見」、「不被聆聽」的煎熬。輔導的聆聽，是聽到對方的獨特性，而不是相似性，此謂「聆聽之難」。「快樂」有其外向的特性，事先張揚、肆意散放、傳染他人，但「痛苦」不同，它內向得多。它像漩渦，使當事人一時身陷幽暗、一時又隔着高牆，叫人就算近在咫尺，也不知就裡、不知所措。聆聽者既要聆聽痛苦，又要保持清醒；既要處理自己齷齪的感覺，又要令自己免被捲入未知的黑暗之中。
誰沒有錯？誰沒有惹過禍？在偏見、偏見面前，你我都是同道。我猜想在不久將來，會有不少來自群育學校的師生分享，告訴你「標籤只應用在罐子上，而不是在人身上。」（Labels Are For Cans, Not For People)。唯願你能好好珍惜此學習機會，展示「辦教育」與「扮教育」的真正分別。
真的，若有天真是搞「反歧見教育研討會」，分享你的懺情書，別忘告訴我，我自當出席。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