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哥的微言大義——港府加稅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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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昨天、今天、明天都不應鼓吹仇富。然而,在本地獲取高盈利、高收入的國際企業和管理層,是時候為香港的教育與醫療承擔最基本的社會責任和發展成本了。以放棄土地財政為前提,拓寬稅階為突破口,無疑是切中時弊又進退有據的思路。由李嘉誠將之點破,無疑尤其發人深省。
許楨

香港首富李嘉誠受訪,提倡加企業稅。(資料圖片)

日前,美國彭博新聞播出長和主席李嘉誠專訪。李氏向來言簡意賅,直陳港府應當調升利得稅率,並將之轉投教育、醫療,可謂擊中香港公共財政要害,也道出了改善貧富懸殊的切入點。

眼前的矛盾是,愈是強調自由經濟、支撐環球市場的海洋城市——紐、倫、港、新加坡,「本地薑——過江龍」的權責分際,就愈發難解。

眼前大西洋兩岸,「英國脫歐」也好,「特朗普崛起」也罷,本質上,都是「全球化——本土化」對決白熱化。

香港由中層承擔福利開銷 稅制長期形同補貼外商

在全球化大潮之下,無論政經體制為何,絕大多數政府仍以「推動本土發展」為目標,通過各式營商活動抽稅。吸引外資畢竟屬於手段,其目標永遠是保障國民收入、增加福利轉移。香港的經貿夥伴——中、日、韓、歐、美、英縱有截然不同的立國根本、發展秉賦和價值取向,但在「稅收—福利—投資」三位一體、主次分明的理財原則上,各國卻如出一轍。

然而,香港理財原則卻完全顛倒,「當地人」之中堅——中間階層長期承擔社福開銷,形同補貼外商,正是我們仍陷於「殖民體制」的明證。香港詭異的稅制既非累進,亦非累退,外來「搵食者」,從未根據其在港經濟活動、收益多寡,合比例地負擔課稅。從殖民管治最後階段至今,港府收入大半來自持有自住、自營物業,或租用私樓、私舖的社會中層、微型商戶。港府從賣地、差餉、離印所得收入,竟與利得、薪俸稅平齊。

理財滯留殖民地原則 無益於改善基層助中層上流

另一方面,香港投資市場縱然日大、產品日豐,但證券交易仍屬一枝獨秀;而當中,與土地開發密切關聯的金融、房產、公用股始終是國際及本地投資者首選。聯繫匯率、高按揭門檻,聯同牛步式城市開發、極低物業自置率,在確保境外金融機構在港投資、炒賣獲利「高自由—低風險」之餘,卻讓惡性通脹、病態樓價,無上限地任由本地中下層承受。「極高地價—極低稅率」,讓外商、管理人員組成的社會上層,在極度不公的制度護蔭下,將稅責轉嫁本地中間階層。

在後九七時代,被《基本法》固化的殖民地理財原則,始終將「政府收支平衡」置於社會發展和建構公平之上,斷無益於基層生活改善和中產上流。(資料圖片)

隨着香港經濟增長放緩、公共投資不足、港府失卻長線發展的主導權,中間階層的生產力、消費力,自然因為沉重的生活壓力而枯竭,卻遂又給予港府縮減社福,從而惡性累積儲備的說辭,進而形成無論經濟高開或低走,本地人都無可遁逃的惡性循環。

在後九七時代,被《基本法》固化的殖民地理財原則,始終將「政府收支平衡」置於社會發展和建構公平之上;對教研、住屋、醫療投資嚴苛設限,斷無益於基層生活改善和中產上流。

領展坐大、老校直資是惡政

當不可持續的「土地財政」把社會推向絕路,「量入為出」的理財思維又日趨僵化,公共投資遂於人為的絕境中「高買低賣」。「領展」坐大與天價造鐵路固屬理財失策之惡例,但十數年來一間又一間百年老校直資化,就如同長年吸納公眾集資的大股東,突然將公司私有化,更屬無出其右之惡政。大中小學教席合約化、兼職化,停建公立醫院、推廣跨境醫務旅遊,更屬世所罕見、扼殺本土競爭力、凝聚力的自殘行為。不扭轉這一點,任誰都沒有明天。

作為商業都會,香港昨天、今天、明天都不應鼓吹仇富。然而,在本地獲取高盈利、高收入的國際企業和管理層,是時候為香港的教育與醫療承擔最基本的社會責任和發展成本了。以放棄土地財政為前提,拓寬稅階為突破口,無疑是切中時弊又進退有據的思路。由李嘉誠將之點破,無疑尤其發人深省。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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