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海峽　兩個世界　錯綜複雜的英歐情意結

1980年英國廣播公司創作了一齣神劇《首相你想點》，當中第1季第5集常務次官 Humphrey Appleby 對部長 Jim Hacker 說了這番話︰
「500多年來，英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從沒改變，就是要搞散歐洲。因此，我們過去聯荷抗西、聯德抗法、聯法意抗德，以及聯法抗德意。分而治之，行之有效，何必改變？」
Appleby 續指，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的最終目的，是希望由內部撕裂歐洲共同市場，令它不可能有效運作。
Sir Humphrey 這番話固然沒有歷史根據，畢竟劇中也杜撰了由北約所頒贈的「拿破崙獎」——現實生活最接近的應該是由亞琛國際查理曼獎委員會所頒發的查理曼獎。但對於不少英國人而言，這番話卻點出英國對歐洲的情意結︰
英國一方面不希望完全與歐洲切割，另一方面也不容許歐洲可產生一個足以挑戰英國的強權。
因此，英國的歐洲政策從來都是建基於保障英國利益之上，而這亦是這次英國留歐脫歐辯論的寫照。

撰文︰陳偉信（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講師）

事實上，不論是留歐派所指出，假如英國脫離歐盟，國內所受的經濟衝擊難以估計；還是脫歐派所強調，離開歐盟後將引領英國走到新的經濟藍海，念茲在茲的都是英國的利益。即使前英相白高敦再度出山支持留歐，也不過是強調英國如何可留在體制內，引導歐盟成為符合英國政治及經濟利益的國際組織；至於歐盟在過去50年為歐洲和平所作的貢獻，不過是整套英國留歐論述的旁枝末節，而英國的歐洲身分認同更是不值一哂。

畢竟，就算是歐洲大陸的民眾，亦難以回答「何謂歐洲」此問題，其歐洲身分認同也是似有還無，更何況是從來都在歐洲邊陲的英國？

英聯邦功能相若　毋須與歐陸結合

前歐洲執委會主席巴羅佐及首席副主席瓦爾斯特倫在2007年一個記者會上提出，歐盟制度建設與帝國制度可比，但兩者的分別，是以往的帝國強調以武力征服不同族群，歐盟卻是一個「去帝國化」的帝國制度（non-imperial empire），27個國家自願地，將部分主權上繳及捆綁於歐洲官僚體制，透過平等協商、議會制度以及官僚體制訂立共同解決問題的方案，處理歐洲內部的政治、經濟及社會資源分配問題。

無疑，自1946年英國首相邱吉爾提出「歐洲合眾國」的構想；1950年法國外長舒曼提出煤鋼共享的構想，以聯合德、意及比荷盧聯盟，建立戰後第一代歐洲整合組織「歐洲煤鋼共同體」；1992年通過《馬城條約》，確立建設歐盟及歐羅區之計劃；到2007年簽訂《里斯本條約》，改革歐盟制度並建立單一的外事部門，70多年的歷史，似乎印證了新功能主義所提出的「溢出效應」如何成功——由低階政治出發，先開展一些重要的經濟領域，產生溢出效應及忠誠轉移，將整合壓力轉到高階政治之上，最終走上「前所未有的緊密聯盟」。

但對於日不落帝國而言，這並不是理想的模式，畢竟當年邱吉爾提出歐洲合眾國時，弦外之音是她只屬「歐陸國家的帝國」，因為英國自有英聯邦的夕陽餘暉以維持國際社會影響力及經濟發展的動力。

回顧歐洲帝國興衰史，建立殖民地是每位統治者都懂的事︰西班牙及葡萄牙有拉丁美洲、東非、東亞及東南亞部分港口；法國有法屬印度支那、北美魁北克、部分西非沿岸；英帝國早年有美國為北美殖民地，到維多利亞盛世殖民地遍佈北美、非洲、印度次大陸、亞洲及澳洲。但為何英國日不落帝國可抗衡由拿破崙所建立的陸權帝國？英帝國為何又比一般的帝國長壽？傳統地緣政治學者與政治學家也許有着不同的解釋，但均足以點出英國社會本質上難以與走向「帝國化」的歐洲結合的根本原因。

海洋國家外向特性　崇尚自由貿易之風

傳統地緣政治學者將國家簡單地分為兩個類型，即大陸國家和海洋國家。所謂的「大陸國家」，指國家領地幅員廣闊，在「地大物博」的地理環境下，透過國內開發及區域分工便可自給自足。因此，傳統地緣政治指出，一個大陸國家的社會文化多是「內向型」及「固守型」的，經濟發展多以農業、畜牧及資源開發為主，例如以往的法蘭西帝國。

反之所謂的「海洋國家」，指的是相對於領土面積、這些國家擁有極長的海岸線，多是三面甚至四面環海。由於與地大物博的大陸國家相比，海洋國家物資較匱乏，故對外資源及人員流動便尤其重要，甚至關乎國家存亡。傳統的地緣政治學者因而認為，海洋國家的社會文化必然是「外向」及「冒進」的，透過妥善管理區域商業貿易網絡，從而維持國家的生存空間，英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當然，今天的地緣政治學者很少是以上那種「地理決定論」的支持者，而從客觀民調分析顯示，支持脫歐的英國民眾亦多屬遲暮老人或社會流動性較低的人士，但主導英國脫歐的政治菁英卻一致認為，歐盟市場不過是全球眾多市場的一個，卻由於英國身在歐盟，令其經濟及貿易合作受歐盟共同關稅及歐盟共同市場法規所影響，失去了以往英帝國的自由貿易之風，而脫歐後反而不用再受「歐洲大陸」影響，可以與不同國家及經濟體訂立自由貿易協議。

歐盟官僚體系龐大　不合英國管治思維

另一方面，從政治制度及帝國治理的角度出發，英帝國異於其他歐陸帝國的地方在於（一）其帝國以「港口」為生命線；（二）在海外殖民地上，以地方治理為政治制度的核心。

海外殖民官不是以管理土地為政策基礎，而是管理土地與土地之間的航線，從而將港口延伸的腹地納為英國的「非正式帝國」。因此，整個英帝國管理的策略很多時是以最少的官僚，結合並同化當地部分士紳合組管治同盟，一方面減少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直接支出，另一方面借助港口族群的影響力「引領」英帝國深入內陸，進一步免卻直接殖民及管理土地的成本。以香港早期的總督為例，他們往往不單是香港的管治者，更是東西航線的舵手，負責連繫東南亞到東亞的英國航線及英商利益。

相對而言，歐陸帝國如法德在帝國建立的過程中要管理沒有海洋作為天然屏障的歐洲大陸，因而建立了龐大的官僚體系及戍衛機制，並直接以這些經驗及制度管理海外殖民地，包括全面同化當地族群。因此，這些管理「帝國」的概念差異，令英國政治菁英難以理解歐盟龐大的官僚系統，亦無法認同歐洲需要一個大一統的歐盟帝國。因為對於英國而言，對帝國最重要的是「連繫」，而非實際可控制土地面積的多寡，英聯邦便是一例。

經濟利益非雨露均霑　新功能主義預設不現實

基於本質上英國與歐陸對於貿易及帝國建設的不同，英國之所以在1961年考慮加入歐共體，不過是因為當時的歐共體比起另一個自由貿易組織「歐洲自由貿易協會」更符合英國的經濟利益。

話雖如此，按照新功能主義的理解，一旦超國組織（supranational union）比民族國家更能推動英國國民的經濟利益，自會出現「忠誠轉移」，英國民眾對歐洲產生認同並不是癡人說夢。但這種類似傳統馬克思對國家形成的論述有3個預設：

（一） 民族國家的形成以至鞏固，是僅以民眾生活效能之增長作支撐；

（二） 超國組織必然帶來效能增長；

（三） 效能增長必然惠及整個社會。

但正如前述的歷史學家霍布斯邦所言，民族國家在經歷工業革命時「發明」了大量的「傳統」，以助政治體系過渡到新的政經模式，當中包括建立一種獨立於經濟利益的身分認同，以正當化民族國家的存在。

雖然對於民族國家的論述從不欠奉，但對於歐洲獨立的論述卻不多，而歐洲的定義及邊界亦一直在變：由以往柏林圍牆以西，到今天要思考土耳其是否屬於歐洲的一員；由以往強調功能整合共同市場，到今天要思考是否應建立一個經濟及內政上的共同政府。每一次的轉折，均衝擊着對「歐洲」的理解。沒有明確終點站的歐洲整合計劃，最終只會妨礙歐洲社會建立歐洲身分的認同。但即使我們認同新功能主義對身分認同的理解，歐盟亦難以回應上述第二及第三個預設所涉及的問題。

首先，超國組織是否必然可提升社會效益，已教新功能主義者難以回應。他們一般強調，官僚的唯一追求是資源效率和政策效能，因此必然可提升整個社會的效益。但這裏最大謬誤在於假定了官僚對歐盟運作的影響力，以及決策者對效率以外別無所求。不同的研究均表明，歐羅區的設立以及2004年歐盟的急速東擴均不符合經濟利益及政策效能，但因決策者的「經濟理性」被種種的政治考慮及道德規範限制了，這些不符合效益的政策才成為最後方案。其中一個違反「經濟理性」的，正是希望透過歐羅來建立歐洲身分的認同，結果卻適得其反。

其次，即使政策宏觀上符合經濟利益，但這些利益是否各個階層均可享有，而所得到的又是否一致，卻是一個很大的問號。當《經濟學人》的民調告訴我們，支持留歐者多是跨國企業、倫敦商界、專業及高學歷人士、大學生及年輕人；而支持脫歐者則是年老、低技術及社會流動性較低的一群時，已足以印證問題所在。當歐盟所帶來的利益不是每一個階層可以平均享有，民眾的着眼點便只會是即時、一次性及相對的利益。學者Sylvia Kritzinger 於2005年所做的研究表明，假如民眾沒法在政策中感到效益，自然不會對政體產生正面情感，歐盟的政治認受性更是無從談起。2009年的歐債問題及歐羅區危機，正是壓倒英國對歐洲認同的最後一根蘆葦。

強調自由流動論述　激起民族復興情緒

事實上，從政治意識形態而言，1648年後的歐洲所代表的，是由資本主義及民主制度主導政治及經濟生活的「民族國家系統」，整個民族國家的基石則在於國家與公民社會的社會契約，而有效的契約從來都是排他的——只有締約者才應得到契約下的政治權利及社會利益。後工業社會及放任自由主義過分強調自由流動，衝擊着歐洲既有的民族社會契約，因此愈是強調全球化及歐洲整合，民族復興的情緒反而愈是強烈。

對於公民社會而言，冷戰後的安全問題不再是傳統的軍事安全或維持領土完整，而是因領土被合法的「自由流動」論述，強行打開所產生的社會及身分危機。「我是誰」不再是成龍一齣電影的名字，而是每個民眾面對着社會契約，被經濟自由主義侵蝕下，必須思考的問題。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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