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穆迪商榷：立法會新丁導致香港停滯不前？

在新當選議員就任之前，便提升了香港朝野之間對於民生政策的討論深度、高度、重視程度，可見新一屆立會，並非「只破壞不建設」之端倪。因此，並非如穆迪所料——選舉結果「令立會難以聚焦在經濟、財政或金融政策上」，而是新人入局，我們要用新視野，去全面審視香港既有發展模式的利與弊。

本周二，本欄指出，經過 2004 到 2016，長毛、毓民、大舊等人對傳統泛民的衝擊後，新一代民主、公民兩黨議員，已演化成「本土民主派」；與「本土自決派」中的左翼——「民主自決」路線，並無不可調和的矛盾。「激進坐大，泛民瓦解」之說，未見事實基礎。

此外，除卻政治路線的整合與調節，在政策主張層面，敝人亦認為朱凱廸、姚松炎入局，已為立會舊土帶來新養分。所謂「新一屆立會更亂更無能」，並不必然發生，一切事在人為。

筆者相信，進一步發育的「本土主義」，以更新穎、更開闊的社會想像、文化意味、發展理念為基礎，持續充實在野陣營的政策主張。使到已然新鮮感漸失、無力感日增的「爭取普選」大旗，不再獨力難支。從此，「政治——經濟」制度改革兩條腿走路，立會議政才能更全面而高效。

作為思想先鋒　議會新丁有力改變掌權者思維

在歷史視野之下，我們得見在野陣營從單純佔領「道德高地」，進化成攻佔「管治理念」與「發展方向」的山頭，反映港人自下而上的進步。從媒體、學界進入政界的民間領袖，比起殖民世紀延續下來的業界精英，更能掌握時代脈搏，回應青壯年詰問。

就在此刻，美國金融機構穆迪（Moody's Corporation），卻認為新議會的組成，將拖累港府施政和經濟發展，進而影響本地主權評級。

筆者卻以為，大歷史並沒有偶然——為何是姚從炎教授擊敗建制進入議事廳？

箇中關鍵倒不只是鷸蚌相爭，而是這個城市的發展遭遇瓶頸，需要新的知識結構，凝聚成新的價值體系去解套。

在議員權力及憲制地位受限的當下，立會新丁作為思想先鋒、輿論領袖的角色，更見突出和重要：雖然基於政治效忠對象問題，無法進入建制，卻可透過引領新思潮，召喚民間力量，最終促使掌權者改變既有思維與行為模式，讓社會在艱難中寸進，正是時代賦予立會新人的使命，朱、姚諸君亦須以此自許。

民主、民族自決不相排斥　又主次分明

除了姚教授外，其餘數位筆者並不相識的「同路人」，也有着此一特徵。不只是針對選舉制度，而是整座城市的生產、生活模式，已到了必須反思、重整的關口。

在政治權利以外，近十年來，香港人對自身生存權、居住權、發展權的疑慮，也達至新高，從而累積了支撐這群新人的民氣。無論其人成熟與否，也不必視之為英雄。總之，朱凱廸、劉小麗、羅冠聰，為時勢所造。

復又，「民主自決——民族自決」一左一右，兩條路線並不相排斥。從年初新東補選到立會換屆，眼前卻是主次分明。

在選戰過程中，無論在新西「朱凱廸——鄭松泰」、九西「劉小麗——游蕙禎」、港島「羅冠聰——鄭錦滿」，都以提出更多「新社會經濟模式」、「關懷弱勢」的左翼，凝聚更高得多的民意。

透過港、九、新界橫向比較，我們得以相信，即便在「自決派」支持者當中，重視社會改革主張、針砭時弊、提出解決方案者，仍佔主流。針對香港資源分配不均、發展機會失衡的改革呼聲和突破之路，仍然比高舉「中港矛盾」更具號召力。

香港新一代選民的分析力、判斷力和投票準則，固然不容小覷，年輕人入局，也絕非純靠包裝與鬥激。

愚以為，新一屆議員就任後，左傾的姚從炎、朱凱廸、劉小麗和羅冠聰，在立會內外的政治能量、論述能力都更高，會擔當「自決派——本土民主派」之間的橋樑，成為在野陣營的穩定力量。

官員首先接見新丁　議政焦點更趨立體化

在設定議程、左右輿情方面，姚、朱等人領導的「民主自決」路線，並不下於民主、公民兩黨新人，讓新一屆立會的議政成果更趨立體化。議員就任之前，獲官員接見者，正是朱與姚。而會談主題，也是政治以外的土地經濟和城市開發熱點。

在新當選議員就任之前，便提升了香港朝野之間對於民生政策的討論深度、高度、重視程度，可見新一屆立會，並非「只破壞不建設」之端倪。因此，並非如穆迪所料——選舉結果「令立會難以聚焦在經濟、財政或金融政策上」，而是新人入局，我們要用新視野，去全面審視香港既有發展模式的利與弊。

一場新的民間與議會互動啟動在即，亦將決定「我城」未來。這是舊時代的末端，也是新時代的起始。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