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隱形帝國】大數據背後：政府、商界的合縱連橫

推動發展FinTech當然具經濟價值，但社會自由其實也是香港的一大競爭力來源，因為這令香港企業家文化變得突出、令香港經濟更靈活、成為令新加坡稱羨的一大經濟優勢。政府的大數據應用，卻有機會削弱社會自由。

現時全球有超過30億互聯網用戶；根據Internet Live Stats數據，互聯網用戶人數，已近全球四成人口。 互聯網和智能電話等資訊科技的普及，令大數據分析變得極具商業價值；但對個人而言，這也隱含了私隱與監控問題。

數據不論需要與否　必先收集再作分析

（一）我們受監控的程度遠超想像；
（二）數據如何幫助監控；
（三）一般人應有何對策。

他指出，隨着時間推移，數碼化和資訊儲存的成本顯著減低，這令數據收集和監控變得容易和化算。大數據的收集與應用流程是不論有否即時需要，所有從互聯網收集的資訊都會先被收集儲存，然後會以不同演算法決定如何發揮數據的最大價值，這些數據分析亦能成為監控的一種方式。《硅谷百年史》作者、全球人工智能及認知科学專家Piero Scaruffi就曾在一演講中提到了與大數據應用有關且重要的一個背景：

「在不久的將來，人類每年產出的數據量將超越過去20萬年的數據總和。」

數據應用涉及不同層面，商業是其中之一。其運作是透過大數據了解客戶（和潛在客戶）的喜好和習慣，作相應的營銷策略；例如作者指出，感官網絡（Sense Networks）會收集從手機等渠道得到的資訊，建立不同的個人檔案，然後轉售這些資料。

更影響深遠的數據運用是監控。例如書中提到不少社交媒體的應用程式如Facebook，都有收集用戶資料。這些資料，包括用戶的各種立場、興趣。香港流行的手機應用程式WhatsApp，近期便曾計劃與Facebook共享用戶資訊；而在2013年，Facebook曾公開各國政府索取用戶資料的數據。這可以見到，互聯網所帶來的數據便利，很容易會有更多政治含意、衝擊我們對「民主化」的既有看法。

數據監控合作　成國際外交手段

事實上，大數據、監控涉及國內政治和國際關係。2013年，前美國中情局人員斯諾登向傳媒披露國民甚至外國領袖被監控的資料，引起極大迴響。監控固然會損害國民的自由，但本書作者認為，現有法例對國家監控國民行為的規管卻有限。

國家監控行為被正當化的一個重要國際政治背景，是西方各國正面對恐怖主義愈來愈大的威脅──今天的恐怖襲擊自下而上，變得更難捉摸、更難預測。在此情況下，國內監控、進而國與國的情報分享，成為「得到民眾默許的合法監控」。

不過，數據監控的對象不只限於國民，還包括其他國家領袖，例如德國等美國盟友，德國總理默克爾曾說「竊聽朋友實在不應該」；這些國家領袖的手機數據被收集和監控，目標之一，是為保持美國的經濟優勢，故此幫助斯諾登揭露監控計劃的記者格林華德形容，這是一種「經濟間諜活動」。

監控合作，亦成為國際外交手段之一。2013年，中國和伊朗兩國簽署了有關電子情報的協議。另一個例子，是1941年成立的監控聯盟五眼聯盟（Five Eyes），成員包括一眾英語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隨着「不友善國家」和恐怖組織的興起，組織規模不斷擴大，逐漸發展成九眼（Nine Eyes）、十四眼（ Fourteen Eyes），加入的國家包括丹麥、西班牙、意大利等，以便打擊恐怖主義。

「新加坡政府的Smart Nation策略目的，透過科技改善人民的生活只是其第一步。透過鼓勵不同的創新，在自家國境研發孕育出新科技，待技術成熟之後輸出到其他國家，其實是這個人口不到6百萬又缺乏天然資源的小國的重要經濟策略。香港的地理環境和人口結構跟新加坡有不少相似之處，當彼邦已經積極開拓下一波的發展路向，而我們仍然在原地踏步，過度依賴地產、金融，或者因為既得利益窒礙創新，整體城市的競爭力只會不斷下降，應有的優勢也會逐漸失去。」

值得思考更多的，是香港競爭力與智能城市發展的關係。對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而言，推動發展FinTech當然具經濟價值，但社會自由其實也是香港的一大競爭力來源，因為這令香港企業家文化變得突出、令香港經濟更靈活、成為令新加坡稱羨的一大經濟優勢。政府的數據應用，卻有機會削弱社會自由，《Foreign Policy》 2014年的文章＜The Social Laboratory＞，便曾探討新加坡政府的大數據科技應用，如何與大規模監控群眾結合、以建構「和諧社會」。文中提到，新加坡積極發展大數據科技的一大誘因，是為反恐；民眾會因為重視國家穩定，而願意接受隨數據科技而衍生、更滴水不漏的大型國民監控，政府無疑會因而變得更具權力。香港當下的政治氛圍，正在步向「警察國家」之路；在香港如此的政治脈絡下，積極應用大數據科技到日常生活所衍生的潛在文化與經濟代價，其實是否港人所樂意見到之事？

最近台灣人吳易叡出版了介紹新加坡生活文化的新著《赤道上的極地：新加坡微民族誌》，在這裏節錄書中有關新加坡政府數據應用的文字，為此書評作結：

「人民的個資真被掌握到何種程度，其實不得而知。但還記得初來時用手機叫計程車，所有的司機一見到我都異口同聲喚我為Mr. Clauson。司機解釋說，可能我用的手機號碼曾經被一位Clauson先生租用……起先我並不在意……但幾個月後，我身分證上的全名竟出現在駕駛座旁的螢幕上，顯然，我的個人資料已被人力資源部、計程車系統，還有許多族繁不及備載的行政單位或公司行號共享。」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