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從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 反思全球化下本土與世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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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紀末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學界一直熱烈討論「全球化」,而「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意識形態。由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積極推動,令北美、歐洲到東亞等國先後走上大幅削減關稅障礙(non-tariff barrier),以及確保資本自由流動的經濟發展模式。

然而,並非所有學者對此全球化趨勢毫無保留。今次介紹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政治經濟學者 Dani Rodrik 所著的《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Economy 》,便就當下全球化進程,提出了深刻的反思。

由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積極推動,令北美、歐洲到東亞等國先後走上大幅削減關稅障礙,以及確保資本自由流動的經濟發展模式。(資料圖片)

新自由主義令經濟全球化更具滲透力

本書從宏觀視角出發,梳理國際經貿機制的發展脈絡,從貿易和金融兩方面回顧了自十九世紀至今,環球經濟的全球化發展歷程。 1980 年代,英國戴卓爾夫人和美國列根總統領導的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成了戰後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重要分水嶺。

1950-60年代,在布雷頓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框架內建立國際經濟運行機制,強調「在各國保有一定獨立的社會經濟政策空間的前提下,推動可能的貿易自由化」。因此各主要經濟體都認同,自由貿易議程並不包括資本管制等舉措,且容許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多邊國際經濟機構居中,發揮監控各國宏觀經濟狀態、協助國家宏觀經濟平衡的職能。1970﹣80年代之後,「新自由主義」令經濟全球化變得更具滲透力。

本書作者 Dani Rodrik(哈佛大學官網)

上述「全球化」的升級並非沒有遭遇阻力,不過「反全球化」的浪潮,其實也可分成兩個階段:第一波源於發展中國家,第二波蔓延至已發展國家。

上世紀1980﹣90年代,反全球化者主要來自發展中國家,這源於所謂「全球化的南北差異」——北方發達經濟體,居於全球化生產價值鏈的上游,南方的發展中國家自然容易受到北方國家的「剝削」。當時各大國政治領袖和多邊經濟組織領導層,多以「貿易保護主義」標籤南方發展中國家對經濟全球化的批評,最後全球化的「資本力量」戰勝了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抵抗。然而,在最近五年,「反全球化」的聲音開始也在發達經濟體的社會之中爆發,「英國脫歐」與「美國特朗普崛起」都是可參考案例。為何會有此趨勢?

英國脫歐突顯「全球化」只屬鏡花水月

Dani Rodrik在書的後半部分,提出的「Political Trilemma of World Economy」論點,多少提供了答案──於「國家自主」、「民主政治」和「超全球化」三者之間,我們只能從中作取捨。舉例說,如果一國想維持「商品、資本、服務、人口自由流動」的超全球化,同時要堅持「國家自主」、「民主政治」的話,那麼各國領袖便會很難按照超全球化的邏輯,訂下如取消關稅、放棄產業政策、削減社會福利、放開人口流動限制等經濟政策,不然本國部分國民的利益無可避免會受損,他們會發現自己的政府其實不代表「自己」、而是僅代表某一抽象「全球化」理念或外國跨國企業利益、「民主政治」變得名存實亡。

那我們是否能夠捨棄「國家」機制、奉行某種「世界主義」、組建跨越邊界的世界政府,以實踐「全球化民主」呢?在單一區域範圍內,我們有「超國家」的政治制度案例,歐盟正是這樣一項野心勃勃的民主實驗。但今天歐洲的窘境已然告訴我們,不同國族、社群之間社會文化和經濟的差異與邊界,仍然難以消弭。換言之,「歐盟」這個只限於歐洲的「超國家」組織,尚且不能妥善調和域內各國利益、接連陷入危機、以至「歐洲懷疑論」漸盛。最近英國公投通過「脫歐」,那麼可以見到,所謂「世界政府」、「世界主義」、「全球化民主」,在現實世界之中某程度上是鏡花水月。

「歐盟」這個只限於歐洲的「超國家」組織,卻不能妥善調和域內各國利益、接連陷入危機。(資料圖片)

重視「本土意識」的全球化

基於上述原因,Dani Rodrik在書中指出,若要保留「民主國家」機制,我們只能選擇「有限度的全球化」(limited globalization),讓不同國家內的不同社群,有權力和空間定義並且追求自己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然後在此基礎上,尋求一切可行的全球經濟合作。換句話說,「有限度的全球化」是以重視本土意識為基礎的全球化,而非強調消除邊界的全球化。

操作辦法之一,是各國在參與國際貿易時,保留「保障條款」(Safeguard Measures), 即一國為減低國際貿易對本國部分行業人群利益衝擊的措施,例如補貼國內受外貿衝擊的行業、着重支援本地社群的新興行業發展等。此一措施的目的,並非為阻礙國際經濟合作,而是嘗試在本國利益和國際合作之間尋找平衡、追求「可控的全球化」(manageable globalization),以避免「超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二元對立。不然,世界發展會如我們所見,不僅發展中國家認為全球化不公,就連發達國家社會內部,也會開始對全球化作出反彈。

反思香港討論全球化,論者對「邊界」不無矛盾的看法。(資料圖片)

經濟上同情基層 政治文化上抗拒邊界

香港可以從中學到什麼?其中一點,是反思香港討論全球化,論者對「邊界」不無矛盾的看法。對經濟層面的「新自由主義」,論者同情基層處境、較理解邊界存在的意義、反對跨國企業與資本對本土基層「跨邊界」的擠壓與剝削;但在政治文化層面,論者卻會抗拒邊界存在,以「世界主義者」自居,視之為道德表現,認為強調本土身分,邊界容易流於右翼民粹、法西斯、不道德。

有趣的是,近日《金融時報》文章〈特朗普的貿易與地緣政治思路將對中國不利〉說:

「日漸清晰的是,特朗普在貿易方面的主張,是要通過一定程度的貿易保護措施,促使資本、產業(最重要的是製造業)和工作回流美國,使得美國首先強身健體」

文中的特朗普,看似接近於第一波「反全球化」之中,被發達國家標籤為「保護主義」的發展中國家的取態與形象,但他在香港媒體的形象,卻多是「右翼不道德」人物。

關於上述針對「邊界」內含張力的觀點,著作《 Post-colonial Studies: The Key Concepts 》或能帶來更多啟示。此讀本對「世界主義」的理解是,這個概念的興起,可追溯至啟蒙運動時期,與當時資本主義萌芽、帝國與世界貿易擴展有關,馬克思與恩格斯甚至認為,「世界主義」本質上是資本主義這意識形態的產物。內文這樣寫道:

If Kant proposed a form of political cosmopolitanis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smopolitanism and capitalism, and the subsequent debate between its ethic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was set in motion by Marx and Engels and continues to the present day.
They regarded cosmopolitanism as an ideological reflection of capitalism, and for them the word “cosmopolitan” is tied to the effects of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including especially the bourgeois ideology which legitimizes “free” trade in terms of the freedom of individuals and mutual benefit, although this very capitalist order is the cause of the misery of millions, indeed the cause of the very existence of proletariat.

這段文字,與香港語境之中「世界主義」作為「道德語言」的理解相比,有着極大反差。這為我們提供了另一角度,延伸思考全球化之下本土與世界的關係。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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