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珍惜學童生命? 評《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最終報告》

學童輕生悲劇一再發生,有必要正視問題根源作出對策。(黃寶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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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今年初學生自殺潮的震盪,社會在傷心痛惜的同時,更期望政府可以為我們的下一代作出承擔,正視問題的根源,包括從政策和制度層面入手,堵塞與學生自殺有關連的漏洞,並為學生築起嚴密的保護網,盡力阻止悲劇蔓延。

學童輕生悲劇一再發生,有必要正視問題根源作出對策。(黃寶瑩攝)

將自殺問題個人化 為教育制度開脫

社會強大的關注,促使教育局成立「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就近年的學生自殺個案進行分析,寫成報告並提出建議。但經過逾半年研究,於早前出爐的《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最終報告》(下稱「報告」)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在報告內前後出現過4次之多的一個結論:「學生自殺的可能成因涉及多方面因素,與教育系統並無明顯和直接關係」!公眾不禁嘩然,教育局長吳克儉在記者會上回應追問時,亦只虛應了事,表示局方一向有檢討教育制度云云。各界本以為面對學生寶貴生命的嚴肅課題,教育局會認真應對,結果令社會失望極大。

整份報告最着力檢視的,是學生個人層面的精神健康問題。我們當然不應忽略個人的精神健康問題,但教育制度呢?總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吧!報告甚至提出學生自殺與制度產生的壓力並不相關,例如指出本港自殺率一直低於芬蘭及澳洲這些教育文化競爭較小的國家(第3.27段),以顯示學業壓力不是導致高自殺率的必然因素。這種直接比較非常取巧,無視自殺原因的多元因素,特別是芬蘭自殺率高,很大程度受日照時間等氣候因素所影響,但報告由此認定自殺不宜過分強調壓力,問題反而出於青少年應付壓力的能力薄弱,以及缺乏社交支援所致。這顯然是要將問題個人化,並且為衍生沉重壓力的教育制度開脫。

倒是負責制定這份報告的委員會主席葉兆輝教授在序言中切中要害:「我們(應)致力排除障礙及加強現有系統,以更全面方式應對學生自殺。具體而言,學校需要支援以騰出時間及空間去關愛他們的學生……」可惜,報告不少論點與序言背道而馳,因而提出的建議都是有氣無力,只不斷建議加強溝通、要求學校強化現行措施,但實質制度改善或新增資源卻少之又少。

改善教育制度建議「被消失」

事實上,報告書的論點有多處矛盾重重。委員會成員在討論過程中提出過不少改善教育制度的建議,例如改善班師比例、小學一校一社工,以及增加私家精神科醫生以減少服務輪候時間等,在報告書的正式建議中都全部「被消失」。報告書更兩度提到,有委員建議把檢討教育制度以減輕學生負擔列為長期措施,但同時亦出現學生自殺與教育制度無關的論點,更有相當篇幅為現行的教育制度護航,令人質疑這份報告在很大程度上受教育局的主導甚至操控。這可從委員會成員之一的香港大學學生會長孫曉嵐的口中得到引證。她曾公開批評教育局選擇性接受委員的建議,認為報告沒有就學生自殺問題對症下藥,對委員要求檢視教育系統置若罔聞,形容當局只是「做騷」。

無可否認,自殺個案成因複雜,不能只歸咎於教育制度,但也不能排除教育制度的影響。兒童和青少年一般處於在學階段,到底學校生活有利於還是不利於學生的身心健康(well-being),研究學生自殺問題的委員會怎可能不過問、不研究呢?任何真誠的人都可以看到,現行教育制度為學生帶來很多不必要的壓力,老師缺乏時間關愛、支援學生,但報告建議未有觸及根本問題,反而提出有需要通過較長時間的觀察和再蒐集實際數據,「才能確證最近的學生自殺個案和香港現行的教育制度的關係」。這種推卸責任的手法,令我們錯失檢討教育制度的大好時機,實在令人遺憾。

不少研究均顯示本港學生功課壓力沉重,是焦慮或抑鬱的主要成因。(黃寶瑩攝)

對策一:減輕教育制度帶來的壓力

其實報告已有提及,研究的38宗中小學個案,有9名學生表示「在學習上遇到相當大的壓力」;另33宗大專個案,更有過半數呈現不同類型的壓力,如學習及財務壓力等。

若需要較長時間的實際數據,政府手上亦並非沒有。社會福利署委任的檢討委員會過去多年就學生自殺進行研究,包括《檢討兒童死亡個案先導計劃檢討委員會報告》及《兒童死亡個案檢討委員會報告》,發現學業問題與憂慮未來的壓力與學生自殺有關連,而且所佔的比重絕對不輕,詳見下表。

除了有長達10年的官方數據佐證,民間亦不乏相關研究。2011至2014年,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與香港理工大學暨世界衞生組織,就中學生焦慮及抑鬱情緒與個人、家庭及學校之間之關係進行了詳細研究,並於去年發表報告。研究發現,經常出現焦慮症狀的學生當中,逾八成半人感到功課壓力很大,而焦慮或抑鬱徵狀是隨年級遞增而加劇。今年,香港青年協會亦訪問了逾4,000學生面對新學年的壓力指數,以10分為最高壓力,近三成受訪學生的壓力指數達7至10分,學生最大的壓力來源是「面對測驗考試壓力」、「自己成績比不上別人」及「太多功課」。

從多項研究結果可見,要針對學生自殺的主要根源之一,便應該從減低制度引起的壓力入手。當然,學業壓力背後還有更深層的文化根源,但改變社會「贏在起跑線」的競爭風氣乃是移風易俗問題,不能一蹴而就。政府可以做的,乃是減輕現制度所衍生的嚴重壓力,移除或改變為人詬病多時的教育政策。教育局應作出果斷決定,包括:

立即廢除小三TSA

檢視學校功課量

推動中學階段的職業教育

全面精簡高中「校本評核」,真正做到納入課時

檢視升學管道,減輕學生的升學壓力,增加資助大專學額

對策二:提升教育制度的支援能量

要提升學校對學生身心健康的支持,擔當「守門人」的最佳人選,莫過於最經常接觸學生的教師(尤其是班主任)和社工,他們都是學生身心健康的重要支柱,給學生身教、聆聽、協助、教導,在學生有問題之初加以察識,在問題發展過程中適當地介入輔導等等。

報告按世界衞生組織(WHO)的指導原則建議設立三層支援架構,以預防、識別及支援有自殺風險的學生。其實,教育局早於2000年已向學校建議設立由教師、社工及專業支援人員,按學生問題的嚴重程度有系統地分層把關,但何以成效不彰呢?明顯地,問題在於現有學校系統內,這些把關的「守門人」都面對着人手極度匱乏的困局,工作壓力之大,甚至已到了自顧不暇、危及個人身心健康的地步。

在學校最前線把關的是老師。但自教育改革以來,自評外評、TSA、校本評核、融合教育、課程和學制改革、學校項目的招標和帶遊學團等等,令教師職務不斷膨脹。根據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一項調查,教師工時愈來愈長,但與教學直接相關的工作比例,已壓縮至整體工作的四成左右,要與學生有較深度的接觸並跟進輔導工作,已變得非常困難。加上近年教育局對學校需要的恆常人手,極其量只提供現金津貼,中小學惟有多聘請短期合約教師,目前已逾5,000人。他們的特點是合約年期短,流動率高,正是學生未畢業老師已「結業」,與學生較難建立長期、穩定的關係。而隨着中學人口下降,不穩定的因素更不限於合約教師,學校無論自願減班還是被迫縮班,教師編制都在嚴重萎縮,識別及輔導學生的工作更難上加難。

負責為有自殺風險的學生進行評估,進行第二層支援的學校社工或輔導人員,同樣面對人手不足的問題。中學一校一社工,推行16年從未檢討人手改善,小學更連一校一社工也沒有,並只能以價低者得的招標方式聘請人手,工作量大,社工人手不穩定,根本難以長期跟進學生個案。至於處理學校高危個案的第三層支援人員,如教育心理學家,每人負責6至10間學校,平均每兩星期才可到校一天,亦遠遠未及所需。

輔導服務以人為本,穩定和足夠的人手非常重要,資源投入無可避免,當局必須重新考慮委員曾提出但被「被消失」的建議,包括學界多年的共識:

改善班師比例,增加常額教師

為小學配備至少一名常額社工和輔導人員

檢視中學一校一社工的人手需求

結語:生命優先

下一代接連輕生,整個社會都有責任反思,關鍵在於政府是否把學生的身心健康放在優先的地位。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已決定召開公聽會,我將要求成立更高層次的跨部門委員會,為檢討教育政策、增加資源和人手等,落實行動方案和推行的時間表。

正如報告序言所說,「各種看似是微不足道的單一措施,當一併進行,便足以產生強大的抗逆力和積極能量」。我們有必要切實查找及填補教育制度的每一道缺口,敦促教育局不能再浪費時間。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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