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的前世今生:一段與中共關係不大的羞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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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一詞,就史言史,與香港獨派討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關係不大。「支那」羞辱的,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祖輩、乃至我們自身。但「裝睡的人你叫不醒」,若然拿連正常日本人都不用的「死語」,來高喊幾句侮祖辱宗的毒語,能讓他們自我感覺良好的話,我們也只能盡力是其是,非其非,讓還沒裝睡的人,保持清醒,不要辱人、自侮。
泰來

青年新政梁頌恆及游蕙楨若未能成功宣誓將喪失議員資格,或會觸發兩區補選以填補懸空的議席。(資料圖片)

「支那」稱呼由誕生之初,就是一個「符號」,到今日,仍是一個「符號」。「符號」本身是沒有意義的,須賴人予以價值。而首先賦予「支那」符號價值的其實就是日本。現時香港獨派所做的,是在「日本傳統」上添加「香港元素」,以「支那」稱呼中國,就是要透過塑造「他者」、一個可憎、可恨、可蔑視的「他者」,以建立他們的所謂「香港民族」。

日本人對「中國」的稱呼甚多,唐(から)、唐土(もろこし)、唐山、唐國、漢、明、清、清國、中華、華夏、中國、中土、南京、支那等均是(參見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渉史の研究》)。新井白石(1657-1725)於《采覧異言》、寺島良安(生卒不詳)於《和漢三才図会》啟開使用「支那」之風。可以說,使用「支那」之初,其實並無蔑意,甚至帶有敬重之意;只是當時的文人不想以「中國」稱呼中國,因為這等同把日本貶為東夷。據佐藤三郎,鴉片戰爭前,日方稱中國,多用「唐國」,而稱中國人,則稱「唐人」,其中明顯帶有敬羨之意。

歷史學家蔣廷黻有句名言:「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對日本而言,「中國」神話也是在鴉片戰爭後幻滅。鴉片戰爭後,兩國幾乎同時經歷變革,維新運動最後徹底敗予明治維新,日本先後借甲午與日俄兩場戰爭(《アジアの心―日中文化交流のあゆみ》),躍身世界強國行列,更不願再稱「中國」為「唐國」、「中國」、「中華」,進而蔑視清國,除「支那人」外,漢人也漸被恥笑為「清國奴」。

其間,有兩事值得我們留意。福澤諭吉於1869年撰《世界國盡》,開首即說:

「然自文明開化後,國勢頹敗,風俗漸衰,而不知修德,唯我獨尊,不知世外形勢,高枕休眠,加之暴君污吏肆虐天下,惡政當道,欺壓下民,終遭天罰。天保十二年(1841),與英吉利國不和,僅只一戰,即遭敗北…以致成如今之衰敗狀。」

福澤這段文字,可以說是賦予了「支那」實質的內涵,從此之後,「支那」在日語中,已不再是什麼中性詞。1873年刊行的《小學背誦十詞》,更寫到:

「自古即聞名遐邇的文明古國,有支那、西班牙、葡萄牙,其國勢已衰敗…已成微弱一小國…已變成後世之笑柄。」

可見自明治初年,「支那」已作為蔑稱,進入日本的小學教科書中。

概括而言,由明治初年至日本戰敗,日方(不管是政府或民間)對中方用得最多的稱呼,就是「支那」。不單是政府文書,知識分子更是普遍使用此詞,京都學派「支那學」宗師內藤湖南的名著,就是《支那上古史》;其更在名著《支那論》中侮辱「支那」是「蚯蚓式國家」,任人切割而無所感覺,鼓吹侵華。

1914年日本出版的「滑稽時局世界地圖」以漢字寫上「支那」。(網上圖片)

相對而言,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上世紀初,還是頗為樂於使用「支那」一詞。1903年有由「支那少年」編集的「支那四千年開化史」,1905年宋教仁、黃興等創立雜誌〈二十世紀支那〉。革命分子、改革派如孫文、黃遵憲、周作人等,均曾使用「支那」一詞。由戊戌變法至辛亥革命的十多年間,「支那」一詞在中國頗為流行。其主因在當時中國沒有明確「國號」可言,革命分子更不想用「清國」、「大清」稱呼自身國家,而「中國」一詞又過於自大,加上「支那」與「China」音近,使用此詞,有開化之意,所以「支那」作為中性詞廣為人用。

但早期留學日本的知識分子,已充分意識到「支那」一詞的「侮辱性」。

郭沫若在〈關於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態度〉談到「支那」在日本的用法:

「英支、法支、德支、美支、俄支、鮮支、滿支,中國始終是處在最劣等的地位。這些表現稍稍留意他們的新聞紙,便可以明白。而且最可佩的是他們的整齊劃一。」

郁達夫於〈雪夜〉中講述親身經歷:

「這些無邪的少女,這些絕對服從男子的麗質,她們原都是受過父兄的薰陶的,一聽到了弱國的支那兩字,哪裏還能夠維持她們的常態,保留她們的人對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這一個名詞,在東鄰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裏被說出的時候,聽取者的腦裏心裏,會起怎麼樣的一種被侮辱,絕望,悲憤,隱痛的混合作用,是沒有到過日本的中國同胞,絕對地想像不出來的。」

左:郭沫若;右:郁達夫(網上圖片)

「不滅倭寇,誓不生還」的謝冰瑩留學日本時,曾被日本孩子擲石襲擊,並被罵「支那人,亡國奴!」1936年溥儀訪日,謝因拒迎接而被監禁於刑務所。她記下在監倉中一事:

「我看到一個黑東西,好像『南京蟲』(按:蟑螂、臭蟲),我故意勉強敷衍着她。『瞎說!南京蟲是你們支那的,日本沒有!』她用嘲笑的眼光望着我,又嘻嘻地笑了,我像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似的…」(〈在日本獄中〉)。

「支那」一詞令中國民眾生厭、反感、痛恨,正是自留學生始。但由留學生擴散至中國社會對之普遍生厭,則是一個頗為漫長的過程。日本學者藤巻啓森說,日本軍國主義崛起,是導致中國人對「支那」反感的主因。「二十一條」、「山東權益問題」、「九一八」等事件陸續激發中國人討厭日人使用「支那」稱呼中國。到三十年代時,郭沫若是這樣說的:

「本來『支那』並非惡意…但出自日本人口中時,則比歐洲人稱猶太人還要下作。」

郁達夫說:

「原來日本人輕視中國人,同我們輕視豬狗一樣…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們罵『賤賊』還更難聽。」

國民政府於完成北伐後,於1930年5月26日通報日方:

「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

日方於11月29日的內閣會議中決議使用「中華民國」,停止在官方文書使用「支那」;但民間就續用不絕。郭、郁的文章是 1936 年寫下的,很快,中國民眾開始普遍明白「支那」一詞帶來的「侮辱,絕望,悲憤,隱痛的混合作用」。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八年抗戰帶給中國民眾無比的傷痛,香港在四年後也陷入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佔領時段。日方稱七七事變定稱「支那事變」,佔領地也廣泛使用「支那」。「支那」二字,此後承載的已是國恥,是日本人對我們祖輩的侮辱與欺凌。

1946年1月7日,日本外務省以總局長崗崎勝男名義,向各省次官發出〈關於避免『支那』稱呼的事宜〉,內中明言:

「中華民國方面極為討厭『支那』一詞…今後亦不再申辯道理…總之,只要不使用『支那』一詞即可。」

同年7月3日,教科書中所有「支那」稱呼改稱「中國」,「支那」在日語中漸成死語。

「支那」一詞,就史言史,與香港獨派討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關係不大。「支那」羞辱的,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祖輩、乃至我們自身。但「裝睡的人你叫不醒」,若然拿連正常日本人都不用的「死語」,來高喊幾句侮祖辱宗的毒語,能讓他們自我感覺良好的話,我們也只能盡力是其是,非其非,讓還沒裝睡的人,保持清醒,不要辱人、自侮。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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