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冷戰與香港電影】精通小寶神功的香港電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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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對香港電影所產生的影響,或許可用這樣一個淺易的道理來說明:沒有冷戰便沒有邵氏,沒有邵氏便沒有TVB(無綫電視),沒有TVB便沒有新浪潮電影,沒有新浪潮電影便沒有八、九十年代香港電影的風光。
《冷戰與香港電影》導論

經典邵氏電影宣傳海報。

很大程度上,冷戰是意識形態之爭。冷戰期間的亞洲,國民黨與共產黨隔海對峙,而當時處於兩大陣營間、有英國殖民地特殊身分的香港,自然成為兩黨的「思想戰場」。早前曾介紹著作《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該書從新亞書院創校史切入,研究冷戰背景下香港教育組織如何在國、共兩黨角力之下生存。教育決定意識形態,對政權發展頗有影響,但其實除了教育,電影也是冷戰期間的政治暗鬥角力場。

【沈旭暉國際學術台:花果飄零 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

書本封面。(長訊)

這次介紹的《冷戰與香港電影》,從冷戰期間收漁人之利、蓬勃發展的香港電影業切入,討論當時國、共兩黨如何通過電影這個文化工業進行暗戰。本書由香港電影資料館出版,收錄了不同範疇學者的研究作品,透過歷史、社會、文化等方面討論香港電影與冷戰的關係。電影是香港文化的重要一環。可以說,冷戰之中的香港電影史,是從世界視野重寫香港歷史的一個重要進路。

從電檢制度看港英政府對華立場

本書所收錄的文章,都有不同研究角度,例如有的文章從影評入手,探討影評裏的政治──左派電影人以評論推廣左翼電影,右派影評人則為香港引進西方現代電影思潮。也有文章從港英政府設立的電檢制度,分析當時殖民地政府的電影政治審查政策,從而梳理港英政府的對華立場。

1950年代初期,港英政府忌諱共產思想在港滲透,是以港府嚴格審查來自中國大陸、傳揚共產思想的電影,且會禁止電影之中出現政黨領導人、政治集會、國旗等元素──不論是中國抑或台灣的政治符號(國歌、國旗),在港一律被禁。需要補充的是,即使是西方電影,只要題材與反殖有關,也會被禁。

不過,自1960、1970年代起,殖民地政府開始改變態度。當時港英政府發現,左派電影在港影響力其實有限,加上1967年發生左派暴動之後,港英政府不想進一步刺激左派,於是殖民地政府的策略,從打壓中國大陸電影,轉而禁播有機會「惹怒中國」的電影,例如刻劃中國文化大革命黑暗面的電影、荷里活製作以反共為題的電影,都被禁播。

港英政府當年會嚴格審查傳揚共產思想的電影。(《紅色娘子軍》電影海報)

電影界的國共對峙:「長鳳新」對「自由總會」

當時香港有3間主要的左派電影公司,分別是長城、鳳凰與新聯,通常被合稱為「長鳳新」。這些電影公司在香港扮演中共面向世界的窗口角色。左派電影人盧敦曾說:

解放後,中國被全世界帝國包圍,唯一缺口就是香港,所以要在香港搞電影,用這個渠道將要說的話說出來。

至於台灣,為了爭取香港電影界與電影人支持國民黨政權,以及對中國進行「反統戰」工作,台灣成立了被稱為「自由總會」的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假若香港製作的電影要到台灣上映,或片商要到台灣拍電影,不只是片商,就連導演、編劇、演員,甚至攝影師等所有有份製作電影的人,都必須先加入自由總會,否則電影將不能通過審查。

自由總會為對中國進行「反統戰」,不斷策反左翼影人投身右翼陣營,且亦非常支持香港影業,不過條件是,總會會要求香港電影人明確反共。由於1960年代起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香港電影無法進入中國,電影人因而需要看重台灣市場。假如有藝人到中國參演,但又同時希望保住到台灣發展的機會,他們必須向自由總會遞交悔過書,以表明北上並非自願、重申其「反共愛國」立場。

20歲(1927年)的邵逸夫。(資料圖片)

既非左、亦非右的中間派電影人

正如上文所言,「沒有冷戰便沒有邵氏,沒有邵氏就......」邵逸夫自然是香港電影界的其中一位靈魂人物。邵逸夫創立的邵氏電影公司,是自由總會的成員,但不能簡單將之歸類為右翼電影公司,原因是當年邵氏與左翼勢力也有緊密連繫與合作。

上文提及的「長鳳新」中的長城電影,有不少作品賣給邵氏發行,因為邵氏除台港電影製作外,它在南洋亦擁有眾多電影院線,令邵氏與左派電影公司之間能有互利關係:左派電影公司提供固定片源;院線令左派電影公司得以面向世界。

此外,邵逸夫本人,其實也是最早與中共建立關係的香港電影界人物。19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後,無綫電視首次在中國拍攝《歡樂今宵》特輯,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曾言,無綫電視有派副總經理接觸新華社宣傳部,邀請該部部長參觀無綫電視台,也因此,新華社曾多次協助邵逸夫訪問中國。不過,對於無綫與中共的關係,台灣方面並無太大反應。事實上,影人從左派投向右派,或從右靠左,再重回右派,其實只需要一紙悔過書以表明「反共愛國」立場,故此當時曾有台灣評論人批評:

加入自由總會的,雖左派也變成右派,而加入了自由總會的右派,也可以隨時變了左派,這個會真的名副其實自由。

小寶神功傳人:邵逸夫與李光耀

近代香港電影史,實際上是香港社會發展的縮影。一方面,港英政府的電檢政策,符合了其一貫殖民地管治方針──禁止任何有機會引發叛亂和影響香港意識形態的電影,目的是為保香港中立立場、防止香港捲入國共政治爭鬥,同時藉令香港變得「去歷史化、非政治化及商業化」、「遏止被殖民者的歷史覺醒和政治參與」。

另一方面,可以說,邵逸夫是當年香港成功故事的一個縮影。在政治敏感的冷戰期間,邵逸夫仍能如金庸筆下的韋小寶,在左右之間的夾縫游刃,建構自己的王國、遊戲乃至香港的國際軟實力。論及韋小寶與香港故事的關係,沈旭暉曾在今年受訪時說:

香港的問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不是一個人可以改變的——這就是《鹿鼎記》最後的道理:武俠世界搞了那麼久,什麼武林高手,搞了一大輪也改變不到世界,只有一個韋小寶,不學無術,卻時時在複雜的勢力中得以遊走,武功再高的人也未必有他的能耐。其實韋小寶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套制度。如果把這個制度放在當今的社會,很好,不然就算選一個東方不敗做特首也無法治理香港。

令人感慨的是,當下很多港人眼中的成功管治楷模新加坡,一路走來,其實也是靠小寶神功。沈旭暉在另一篇文章寫道:

正如韋小寶在每個勢力內部都有結拜兄弟一類支持,李光耀也很刻意結交不同陣營的貴人,在美英兩岸之間遊走之餘,更有意料之外的強援以色列。當時李光耀留意到以色列軍隊在中東戰爭戰績輝煌,就邀請以色列軍人喬裝成墨西哥人,秘密培訓新加坡軍隊,並以台灣為訓練基地,而瞞過對以色列敵意甚深的眾多伊斯蘭鄰國,和韋小寶借助明朝公主、神龍教高手等保護在清軍的自己,如出一轍。李光耀一手促成兩岸汪辜會談,韋小寶也成為中俄兩國共同信任的中間人,這些不但是難以複製的社會資本,更是獨一無二的軟實力。

李光耀的部分手段與韋小寶如出一轍。(Getty Images)

現在很多人認為,星港在分道揚鑣,差異之一,大概就是時移勢易,香港的小寶神功正在消散。

抽離一點看,其實冷戰時期,美蘇的敵我關係也不如一般人想像中強烈。研究世界體系的學者Immanuel Wallerstein在文集《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的導論說:

對東歐來說,蘇聯實際上是附屬於美國的帝國主義力量。

抱持二分對立世界觀,對閱讀世情終究幫助不大。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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