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逝世,為什麼我們會傷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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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底,很多人心底裏所緬懷的,與其說是個別明星,不如說是他們代表着的那個逝去的世界,一個大眾媒體影響力處於高峰的世界。
李立峯

聖誕期間,兩位外國明星George Michael和Carrie Fisher接連逝世,在全球引發的反響雖然遠不及7年前過身的Michael Jackson,但也足以令互聯網世界在假期中添加了一點哀悼氣氛。

也許是近十幾年來同類型事件越見普及,不少研究普及文化的學者都有分析明星的逝世如何成為媒體事件,以及明星的死亡對粉絲以至大眾有甚麼意義和影響。只要在Google Scholar打上「celebrity death」,就會出現一大堆研究文章。

透過大眾媒體 與明星「做朋友」 

研究這個題目的角度有很多,其中較傳統的一個視角,出發點在於我們絕大部份人都並不真正認識一眾明星,但又往往感到跟某些明星很接近,甚至心裏覺得對方是自己的朋友。傳播學者60年前就給予這個現象一個名字,叫擬社會關係(parasocial relationship)。這種擬社會關係,是由擬社會互動(parasocial interaction)產生的。早期研究電視文化的學者認為,電視節目裏明星的行為和說話方式,往往模擬着跟觀眾互動,安坐家中的觀眾會覺得明星跟自己直接說話,再加上「經常見面」,久而久之感到對方是自己認識的朋友。既然心裏感到跟對方像認識的朋友,一個明星過身,也可能像一位朋友過身一樣,觸發相關的情緒反應。有學者並指出,當一個人因為自己的偶像過身而感到傷心時,身邊的家人和朋友不一定理解,這會造成額外的困擾。

不過,強烈的情緒反應通常只會在依附(attachment)程度高的忠實支持者之間出現。張國榮和梅艷芳過身時,兩人的粉絲可能真的會感到很大的傷痛。但對大部份香港人來說,George Michael和Carrie Fisher的重要性沒有那麼大吧。所以他們逝世的新聞造成的反應,應該要從另外一些角度了解,例如社會記憶。

名人逝世 令人懷緬過去的美好

除了像當年Beyond黃家駒等少數例子外,大部份明星過身時,距離他們最當紅的時候都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日子。George Michael算是早逝,但距離Wham!拆夥都已經30年。所以,很多時候被明星逝世勾起的記憶,都是一些年代久遠的個人記憶。例如George Michael讓我想起的,是初中時期開始對歐美流行文化有點初步概念的自己。當年我沒有特別喜愛的流行歌手或電影明星,但班上有位同學很喜歡Wham!,而Wham!、Air Supply和Phil Collins,大概就是我最早認識的歐美樂壇巨星。中學時跟同學唱K,也真的有人會點《Last Christmas》。

這些個人回憶也是社會記憶,因為同年代的人多多少少有共同經歷,而且個人記憶背後其實有着社會框架。說到底,很多人心底裡所緬懷的,與其說是個別明星,不如說是他們代表着的那個逝去的世界,一個大眾媒體影響力處於高峰的世界。大家靠着電視接觸香港以至全世界的流行文化資訊。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又不可能常常進電影院,多少經典的和當代的西片,很多香港人都是通過「明珠930」看的。聽外國流行曲,主要也是看周末電視音樂節目裏的MV。電視製造了人們心目中「真正的巨星」,因為世代偏見也好,因為媒體環境轉變也好,大家覺得後來的都不成氣候。

黃金時代過去 明星逝世陸續有來

有說這種明星逝世的事件將陸續有來,這有一定道理。就像一個人的生命中,會有十年八載經常出席朋友的婚宴,後來又會有十年八載開始要出席上一輩親人的白事。對香港以至全世界來說,70年代尾至90年代初,既是電視的黃金時代,也應該是歐美普及文化全球化的黃金時代,而那個年代出現的天皇巨星,現在也紛紛步入晚年。

我以前在學術會議中發表過一篇論文,說我們身處的是個「後大眾傳播」時代。一方面,大眾傳播機構的影響力大不如前。另一方面,大眾傳播的黃金時代給社會製造的共同文化資源,仍然有一定的影響力,就像今天的網絡惡搞,不少仍然以周星馳電影的對白為基礎。但「後大眾傳播」時代也會過去,巨星們的相繼殞落,也象徵著這個過程。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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