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道.博評】當評核由學術研究轉化為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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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香港中文大學創校以來,校長均以醫學背景居多。以剛獲推薦做新任校長的段崇智為例,便是來自美國匹茲堡大學的生物醫學專家,以細胞及分子工程聞名。顯而易見,段教授從事的乃是實踐性很強的應用研究,而非傳統的基礎理論研究,具有很強的社會經濟應用潛力——就算是中大前校長、「光纖之父」高錕,曾經奪得諾貝爾物理學奬,但所從事的何嘗不是應用研究?

產品創新及商品化

前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正是推動應用科研、鼓吹「官商學」結合的佼佼者。他在團結香港基金的研究報告中曾指出,香港院校在過去十年學術成就卓越,然而學術界欠缺誘因透過產品創新及商品化,將學術研究轉化為社會及經濟影響力。他批評現時的大學體制,評核關鍵績效指標(KPI)的機制,偏重學術人員的「研究成果」多於實際社會影響。

中文大學。(資料圖片)

如我曾在前文提及,教資會在未來數年,將大力推動大學的「社會效益評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似是嘗試扭轉學院「堅離地」、不問世事的重要一步。但問題是評估的原則和指標是什麼?假如只一味偏重產品創新及商品化,「為財是用」,那顯然和社會效益評估的願意背道而馳。

環顧現時香港的八家大學,均開始推動各類「知識轉移」(knowledge transfer)項目,以滿足教資會和社會大眾期望。大學學者願意走出象牙塔,將研究成果惠及普羅市民,取諸社會,用諸社會,應該得到適當的鼓勵和肯定;但在事事追求量化評估、指標先行的今天,也難保不會出現如當年大躍進般「畝產三萬噸」的笑話。

取諸社會,用諸社會?

所謂「取諸社會,用諸社會」,這看似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不容忽視的是,如何「取」、如何「用」,其實深受特定社會經濟情景的影響。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今天,「知識產權」的商品化恍如金科玉律,「知識經濟」是城市競爭力的命脈。「知識」若不能打造成「私有產權」和推動「經濟增長」,彷彿便不算是有用的知識?

高錕在光纖通訊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掀起全球資訊科技革命,造就當今的互聯網世界。(視覺中國)

以上述的高錕為例,在光纖通訊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掀起全球資訊科技革命,造就當今的互聯網世界;但他卻並沒有就研究成果申請任何專利,放棄那肯定屬於天字數字的暴利收入——試設想高錕只是今時今日香港一名普通教授,卻沒有研究成果進行商品化,他又是否能通過社會效益評估,保住那份僅堪糊口的教席呢?

反過來說,假如高錕或其他互聯網世界的奠基人,試圖通過高昂的專利費用謀利,則資訊科技發展和普及必定大打折扣。 知識產權一方面保障了研究者的權益,提供促進科研所需的經濟誘因;但另一方面,同樣會構成知識傳播的成本和障礙。事實上,所有科研皆建基於前人研究和集體創造之上,所有科學家均「站在巨人的肩膞上」(stand on the shoulder of giants),知識產權往往只是將共同資產(common property),圈定(enclose)和轉化為私人財產的過程。

其實只要擁有健全的學院體制,令學者教授們專注於各類應用研究,並取得恰如其份的回報和榮譽,他們實在毋須太過為「錢途」憂慮,過份著重研究成果的經濟效益。應用研究將能以社會整體和長遠利益,以非短期謀利需要作為考慮的重點。以此來判斷知識轉移的社會效益,相信能更公平和公正地評價大學的表現。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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