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評】學者埋首寫論文 哪有時間對香港有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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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不少關於「後極權社會」的討論。已故捷克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七七憲章》時期的經典著作:〈無權力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1978),遂再次被不少人重新提起。

文章被為廣為引用的,包括一個關於「賣菜大叔」的比喻。哈維爾說,賣菜大叔在櫥窗掛出「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的標語。但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真的關心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嗎?他真的想去團結這些工人嗎?賣菜大叔掛出標語,只因有人叫他這樣做、人人都這樣做、他多年來都這樣做。這種後極權社會中的政治儀式,只是日常生活操控的萬中之一而已。

生產論文的流水線

自 1989 年「六四事件」之後,香港大幅擴充大學學位,在梁錦松出任教資會主席之後,引入商界的衡工量值的制度,開始打破過往「大鍋飯」的聘用模式。自此教授們便如差利《摩登時代》中的工人,不斷拼命和流水線的速度競賽。猶記得 1980 年代,正值香港公民社會發展的黃金時代,學者們無不高調參與議政論政,克盡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但大學改制後便都隱退到校園內,齊齊埋首當其論文生產機器。

正如我早在 2006 年的《香港的鬱悶》一書中指出,1990 年代大批嬰兒潮學者淡出政治,除了受政治環境的影響外,亦與大學的學術要求和工作壓力劇增息息相關。不少學者皆曾表示,在新制度下根本沒有空間撰寫時評,又或積極投入政治活動;一些人則明言,要花幾年拿到長工資格(tenure)後,才可以放心參與社會事務。但亦有人擔心由於政治取向問題,最終會影響到他們的飯碗,只好在言論上作出自我審查。

1990 年代正值香港回歸前後,中資出版業已全面覆蓋香港市場,而媒體擁有權亦開始不斷「染紅」。對於意識型態掌控尤其重視的共產黨,假如不在大學層面做些工作,實在是很難說得過去。我們應有充分理由設想:現存香港的大學體制和管理模式,背後難免隱藏着一定的政治取向,並在過去二十多年來,已有效令知識分子造反的條件,維持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

一直等到 2014 年的雨傘運動,香港社會政治發展的臨界點,部分學者方才算是回到社運的最前線。

一直等到2014年的雨傘運動,部分學者方才算是回到社運的最前線。(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面對賣菜大叔的抉擇

去年 9 月,反港獨浪潮空前高漲之際,十間大學校長曾發表一項極簡短的聲明,字裏行間還充滿着詭異的瞹眛。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撰文(《明報》2017年10月16日)指出,聲明不正好等於賣菜大叔那個標語嗎?在這十位校長中,中大、港大、科大和理大校長已經/即將引退,換來的新領導層,又會帶來怎樣的管理模式?

即將離任的港大校長馬斐森在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指出,工作壓力來自所有人(pressure from everybody),包括經常(all the time)得到中聯辦給予的意見。他指全部大學的領導層均與中聯辦有接觸,中聯辦則對香港教育甚感興趣。此話正好一語道破了大學教育的絕望真相——香港已確認步入了後極權社會,校長也迴避不了賣菜大叔式的政治表態。

然則,數以千計尊貴的大學教授們呢?像鴕鳥般埋首在預設的研究範圍,行禮如儀般生產「堅離地」的學術論文,對香港的未來則全無承擔。不也和賣菜大叔的抉擇異曲同工?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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