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一切都是靠關係 國際運動組織「買票」是常態

撰文:運動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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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英國《衛報》爆料指,東京可能是靠買票取得2020年夏季奧運會的舉辦資格。
案中的關鍵人物是Lamine Diack,來自塞內加爾的前國際奧委會成員和前國際田徑聯會(IAAF)會長,
他被捲入此案其實不用奇怪,因為他治下的IAAF本身就醜聞不少。

日本成功申辦2020於東京舉辦奧運會。(Getty Images)
今次涉事的國際奧委會委員迪亞克(Lamine Diack,左)曾於2013年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右)在申奧活動上碰面。(Getty Images)

文:李峻嶸@運動公社

除了被指隱瞞藥檢不及格的結果外,IAAF在未經公開申辦程序,就將2021年的世界田徑錦標賽交予美國城市尤金(Eugene)主辦,也令人側目。事實上,今次案件另一關鍵人物正是Lamine Diack的兒子Papa Massata Diack。其父擔任IAAF會長時,Papa Massata Diack可以出任IAAF的市場推廣顧問。這種安排,相信在一般的現代大企業都是難以接受,但偏偏對一個號稱領導世界田徑的組織來說,卻是可以容忍的事。

高舉運動自主 國際運動組織難被監督 

近年國際足協、國際奧委會和IAAF都受到類似的醜聞困擾,歸根究底跟這些組織的獨特性質有關。首先,它們不是牟利機構(起碼名義上不是),所以總部所在國平常用來監督牟利公司的規定,都未必適用於這些國際體育組織。另外,運動組織經常高舉運動自主的旗幟,反對各國政府介入它們的運作。因此,除非真的有證據證明它們觸犯了法例,否則在大部分不是太過獨裁專制的國家,政府也難以制約早已在體育界建立了地盤的體壇權貴。更重要的是,這些機構往往有壟斷的能力。沒有球迷希望見到足球變成職業拳擊一樣──在同一個級別可以有幾個世界冠軍。所以就算大家對國際足協有多不滿,贊助商和球迷還是要高度重視國際足協舉辦的世界盃。

東奧申辦2020年奧運成功。(Getty Images)

國際體育組織能有這樣的特性,主要是因為在它們成立(多數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時,各國政府根本不將國際間的體育競技視為其管理的範疇。而且當時運動商業化的程度遠不如今天,部分運動組織甚至盡力抗拒商業化的影響,所以就算它們的架構運作與一般的西式私人俱樂部無大分別,也可以應付當時的環境。

個人關係主導 罰款規範難以制約

但到今時今日,與國際運動相關的利益已達天文數字,各國政府都認為贏得金牌或者成功主辦大型運動項目,對國民認同和經濟發展有正面影響。因此國際體育組織要處理的東西,已經比一世紀前複雜得多。但由於它們原有的體制本身就不利變革,所以把持國際體育組織權力的,依然是那些自己覺得在回饋社會的上流人士和社會精英。過去幾十年最大的變化,可能只是將這個精英網絡由西方核心地區擴張到全球而已。

東京奧運原申辦委員會的兩位領導人發聲明回應《衛報》的質疑時,指款項實是顧問費,而服務提供者的服務包括就游說工作提供意見。這回應當然不會令人完全釋疑,但其邏輯卻符合國際體育組織的運作文化。

地緣政治對於國際奧委會的決定不無影響,但要爭取這班來自不同國家、但其實階級背景相近,因而意識形態分歧未必顯著的國際奧委會委員的支持,建立個人關係往往更加重要。而要建立這些個人關係,很多時難免牽涉到送禮、做個順水人情這樣的手法。到底怎樣做才不算賄選,實在難以找到一條清晰的界線。只要國際運動組織的基本架構和文化沒有大變,就算它們寫下更多罰則和規範,買票疑雲大概還是長遠會持續出現的常態。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