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敢於策劃未來　十九大對港的啟示

中共十九大於上周二（10月24日）閉幕，不少香港人看着習近平謀劃2050年的政治願景，心中必然百味紛陳。曾幾何時，香港人把自己視為中國大陸的老師，認為自己的發展是內地需借鑑的經驗，甚至認為中國的經濟成就是從學習香港開始。但97回歸不過20年光景， 經濟建設的成就已經開始讓中國政府從韜光養晦轉化為自信，甚至躊躇滿志，把「中國經驗」作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借鑑。香港人就算嘴還是硬，但不少人心裏清楚，香港的優越感早已蕩然無存。今天的中國已不再是昔日香港人鄙視和恥笑的大陸。有人或許仍認為政治報告當中提及的只不過是政治文宣，難以實現；但一定有人在宏闊的政治藍圖面前，擔心香港地位不保，淪為一個毫無特色的中國城市。

哪怕是「發國難財」，還是早期的改革開放，以前香港都能掌握中國帶來的機遇。為什麼反而是回歸之後，就算得到大陸政策上的優惠，香港卻只能作為大陸飛黃騰達的旁觀者？中國的崛起，以及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曾經的成就，證明了人類的現代文明不是歐美國家專美之所在。然而，能夠用完全不同，甚至是打破西方經濟模式的路徑進行現代化改造，中國的經驗顯然有着警世意義。香港曾經就是將西方發展模式傳導給大陸的中介，它驕傲地把自己作為現代文明的導師，只不過今天的落差讓不少人感到尷尬。當然，昔日的傲慢和今天的尷尬都是無意義和多餘的，只有認真面對自己，好好學習別人的成就，才是正確和值得驕傲的處世之道。中國就是因為謙卑而成就了自己的改革，香港必須繼承這種態度，以它來改變身處的困局，才是上策。

過去30多年，不少香港人積極參與中國的經濟建設。香港的金融市場因為內地的高速發展才能夠同步成長；源源不斷的新企業赴港融資，造就了香港市場今天的規模。如果沒有當日的相對優勢，香港的輕工業根本無法轉移內地，讓一大批工業家延續了自己的事業。香港經歷的經濟危機多次因為國內實施的政策，逢凶化吉，甚至讓香港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中心。

但與此同時，香港社會卻不知從何時開始，變得上無能而下無幹勁，死抱着金融地產等所謂的傳統行業不放，樂於被樓市捆綁，形成近乎不思進取的氛圍。相對於昔日的百業興盛，今日獨沽金融地產發展的暗淡，形成了強列的對比。香港愈是對欠缺實體經濟支撐、被資金嚴重扭曲的金融地產業自負自滿，愈是反映出對前景的迷惘與無助。有些人或企圖「複製」往日的成功經驗解決今日困境，認為小政府、大市場的有效運作是唯一出路。但是，當下的時間、空間、社會條件等客觀因素已變，錯判歷史與現實，只能落得緣木求魚的悲慘下場。

學懂借勢 不能被動地接受

回顧香港社會的發展過程，開埠以來每一次經濟神話，都是一再實現產業升級、結構轉型的成果。香港能夠走出1970年代國際能源危機陰霾的原因，不是市場發揮自我修正能力，而是中港兩地政府因勢利導所致，一方面是大陸改革開放，創造了廉價土地與勞工的比較優勢，另一方面是港府決意推動產業升級、加強扶掖金融專業發展。因此，政府必須明白市場會失效，更有惰性傾向，為政者不應以無為而治作借口，而是應該積極有為，對市場、社會加以因勢利導，主動地把握一瞬即逝的內外機遇，從而創造更有效的經濟增長點，令經濟長期保持繁榮、穩定。

然而，香港特區政府在面對市場失效、資本家沉醉於炒炒賣賣時，卻仍然把領導權拱手相讓給所謂「無形之手」，令到經濟增長遲緩、產業升級遙遙無期、結構轉型淪為空談，制度與文化建設更是無從推進。市場失效、社會失去活力之下，青少年人更看不到向上流動的前景，長遠必然引起政治動盪，令社會飽嘗惡果。就經濟而言，香港的社會精英絕對要明白發展實體經濟與科技創新的重要性。香港要重新學懂把握機遇，只可借勢，而不可完全被動地受十九大，乃至十四五規劃等國家頂層設計所左右，必須發展自身的優勢。要成功創造超乎想像的「新香港神話」，端視我們的政治領導與社會精英能否先行覺醒，再引領社會整體前進，釋放社會大眾的創造力與想像力，重鼓市民創新向前的勇氣。若然不能確切掌握這點關鍵，那麼可持續發展就只能出現在香港的教科書內。在過去數十年間，不論是國內還是東南亞，乃至非洲地區，都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不能再認為香港是高高在上，要客觀認識自身不足。改革開放以來，國內不少民眾勇於向外冒險、敢於在內創新，一如往昔敢於創業、創新的港人。他們的冒險旅程，成功在國外成熟與新興市場持續有序地建設交易渠道；他們的創新歷程，成功在國內市場一再推動產業創新與革命，支撐着國家持續發展。港人是否也有這種勇氣，在一帶一路的發展策略中擴闊交易渠道，廣結四方合作夥伴？在科技發展上，我們是否能敏銳地捉到市場需要，在香港創造更多的GoGoVan，使未來「大疆」有信心留在香港發展？令下一個王衛不用放棄香港身份證也能安心創業？勿怕與外競爭 把握內在優勢

對於商業發展而言，後發者往往有其優勢，只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功與失敗經驗，在開發市場與創新開發領域方面定能事半功倍。香港人只要對自身的能力有正確認識，不要害怕起步較遲，強處再加強，弱者則補足，我們與下一代仍然具備全球化下的競爭實力。若然我們懼怕與外競爭，欠缺突破創新，則只能繼續維持目前的發展模式。現時香港的社會充滿怨氣，正是源於經濟發展遲緩與社會不公。要重新為社會注入活力，引導及刺激階級流動、成就在物質與精神上的社會整體富裕，就需要在這兩方面雙軌推進。

要政府有為推動經濟發展，並非要政府改行計劃經濟，而是要在確保市場機制決定資源分配原則的前提下，更有效地發揮政府的角色與作用。具體而言，政府要做產業的接生者、育成者，卻不是只做亞當．斯密（Adam Smith）口中的「守夜人」。告別守夜人角色，積極有為推進經濟發展，政府先要準確辨別香港還剩下什麼優勢，應該清除什麼阻礙發展的局限。除了建制派常說的背靠祖國、面向世界，香港實質上還有不少的物質、制度與精神文化優勢。這些領域上的強勢，足以使我們持續發展生態旅遊、醫療旅遊、技術與管理人員的培訓與輸入、文化創新的突破與宣揚等，令「香港製造」在不同領域再現光輝

然而，除了對優勢內容未有精準把握，更重要的是這些優勢被諸種環境與人為限制所捆綁。這些捆綁與限制早是耳熟能詳，尤其是高昂的地價與無能的官僚。問題只在於，我們該如何克服這些困難？這就涉及想像未來的能力，而香港的政治領袖或許可以從十九大報告中尋找到不少值得借鑑的地方。

首先，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只是在政策層面處理政務，而不為自己人民描繪社會發展的願景。習近平的十九大報告展現了一位領袖與其領導的社會之間的關係。我們雖然無法將習近平和林鄭月娥相比，但兩位都是領袖，也是他們管轄的社會的最高責任人，為什麼習近平在不同的報告中，都不斷強調把人民的福祉視為一切施政的依歸，也就是所謂的「不忘初心」。但在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我們卻無法找到她的抱負和願景？他們兩位都是很年輕就全身投入政府工作，甚至可以說，林鄭有着更為現代的公務員訓練，擁全世界最好的資源，然而，我們看到的頂多就是一位能幹的官僚。

不少人只會從表面來研判事物，根本看不見內地與香港，或者中國與西方之間，在政府施政問題上的根本差異。如果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自由曾經是現代國家的象徵，那麼，中國的成就徹底改變了這樣的迷思。西方政治家或許認為自己擁有了完美的體制，只要無為而治，社會就自然能發展，人民幸福就會得到保障。相反，中國的政治家卻要不斷推動改革，在各種政策實施中無止境地進行優化，他們被要求與人民的關係不能隔閡，甚至比爭取選票的政客要更能掌握老百姓的訴求。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在政治報告中獲得人民的認同。或許香港的政治家和精英們要從這兩種施政差異中尋找方向，作為領導社會前進的群體，他們有完全的責任承擔社會發展的義務，讓自己更好與市民共建生命共同體，保障包括所有階層的合理權利，社會才能騰出雙手，更有自信地推動政治與社會文化發展，香港才能重現活力。

「務實」之下的無能

其次，為什麼十九大的政治報告能夠敢於謀劃未來數十年的政治願景，但香港的精英階層卻只能不斷在短視和偶然間設計着我們的未來，這究竟是香港官員在推卸責任還是他們沒有窺視未來的能力？如果回歸以前英國派駐香港的殖民地官員都能作長遠的規劃，香港自己的政治家絕不能對未來見步行步，甚至是避而不談。大多數人都知道香港正失去方向、經濟在衰落，政治家有時候鼓勵市民不要妄自菲薄，但在口號背後卻手足無措，完全缺乏讓大家看到未來的能力，他們經常用「務實」來為自己的政策辯護，但大家感覺到的只是他們的無能。香港人又如何根據施政報告計劃自己的未來？怎樣替自己的事業和下一代的學業作未雨綢繆？

也許有人會認為，世界瞬息萬變，作如此遠大的規劃意義何在？何況十九大政治報告不止是三、五年後的政策規劃，而是遠至2050年的政治藍圖。然而，說遠不遠，2050年距今不過是33年後的事，壯年的市民尚且要為自己的退休生活綢繆，而國策影響的是13億國民，政府若然不知去向、不訂立目標，就只會落後於形勢，錯失機遇。改變只在為政者的一念之間，亦需要有無比的勇氣。作為領導700多萬市民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該具備這樣的能力，成為值得市民信賴與期許的真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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