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低端人口」無處不在 城市發展不應過濾弱勢群體

撰文:香港01
出版:更新:

「低端人口」無疑成為年底最觸動人心的詞語,北京的地方政府以粗暴手段驅趕低收入的外地人,廣獲公眾關注。人人自危,人人自嘲,每個人都可能隨時成為低端群體的一個端點。低端人口並非只存在於內地城市,被擠壓、剝奪自主選擇權的弱勢群體遍布不同國家,人道主義危機可以在任何地方悄然發生。如何在城市病蔓延的當下,反思弱勢群體對抗城市發展政策時,面對權力不對等的困境,值得人們思考。

2017年11月28日,北京清理低端人口,許多人在斷水斷電情況下,被迫搬離住所。(路透社)

低端人口不等同於外地人,低收入、低學歷人士亦是其中一種,只是在中國城市人口流動的語境下,低收入的外地人在低端人口中佔比較大,故在今次事件中外地人成為被驅趕的主要群體。為了城市更新、控制資源,大城市往往會用不同方式清理低端人口,這在中國、西方過往的發展歷程中並不少見。例如上海採取的是軟性處理方式,通過拆除出租屋變相讓低端人口搬離。

事實上,北京一些地方政府早在幾年前就開始規劃清理低端人口,目標是將人口限制在2300萬。2016年底兩會結束後,北京各個城區公布人口控制計劃,單是東、西城區就計劃在未來5年內疏解30萬人。近兩年,政府相繼採用收緊教育資源、「以業控人」等不同方式趕走外地人。今次粗暴的採取清理活動,受火災後清拆違章建築觸發,要求人們在斷水斷電、無善後措施的情況下,在極短時間內遷出。隨著北京加快清理步伐,近日網上又傳出包括深圳和廣州在內的多個城市,以相似手法清理低端人口。

2017年11月28日,北京清理低端人口,許多人被迫搬離住所。(路透社)
+1

在這一系列暴風般的清理運動中,我們的關注點不應只停留在政府粗暴的行政手段之上,而是在面對城市更新、城市功能轉變的時候,低收入的弱勢群體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漩渦中的束手無策,個體對抗城市、甚至是國家時權力不對等的困境。雖然香港未有類似內地城市的發展路徑,但在貧富差距逐年加大、貧窮人口的數量高企不下的時代背景下,社會結構中仍處處可見階級區隔、低收入人士面對絕境的情況。同時,近年盛行城市更新項目,觀塘舊區重建、利東街重建逼遷、菜園村逼遷事件飽受爭議,如何在對抗城市病的同時,保護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權利,在城市發展中秉持人本主義,是當權者和每一位社會公民都應該思考的問題。

今次北京大興區大火促使當局藉機掃除安全隱患,讓人們回憶起1953年底的石硤尾大火。當時因內地難民湧入香港,住房資源緊縮,人們在九龍北部山區搭起木屋。一場大火後,數萬居民失去賴以生存的房屋,無家可歸。此後,港英政府先在附近建起兩層高的平房,又在火災原址建造29棟徙置大廈。就這樣,公屋從災後修復工程中誕生,成為底層人民不可缺少的社會福利。

檔案:觀塘重建工程已進行了近十年,建立的是什麼?留下來的又是什麼?(資料圖片)

回到當下寸金呎土的香港地,樓價節節攀升,公屋輪候冊愈來愈長,許多低收入人士被擠出普通住房市場,蝸居劏房。劏房是住房市場異化的產物,通常環境惡劣、面積狹小,不宜長期住人。據社福團體統計數據,現時至少一萬人居住在工廈劏房中。自2011年,屋宇署大力打擊包括工廈劏房、天台屋在內的樓宇僭建物,但未有明確的執法標準。今年6月,葵涌一幢工業大廈有12戶劏房住戶被逼遷。兩相比較,其實屋宇署同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手法可謂如出一轍,在不提供安置方法和善後方式的情況下,逼遷被迫生存在違法住所的弱勢群體。政府若不從社會整體結構的角度調整政策,打破利益集團壟斷社會資源的禁錮,香港的住房問題恐怕難以解決,居住正義的實現遙遙無期。

另一方面,低收入人士的居住權利往往會成為城市發展進程中的犧牲品。2009年,唐英年在展望中港融合的前景時直言,「住在東莞去沙田返工,或到尖沙咀返工,就同今日你住在沙田、上水、大埔在尖沙咀返工一樣咁方便。」令人瞠目結舌的是,唐還提倡收入低於2萬元的家庭,搬至深圳龍華區居住,因他們的收入在香港難有高素質生活。2013年,瑞銀投資研究執行董事王震宇曾聲言,低增值人士應該離開香港,以騰出空間讓高增值人士來港。種種言論,無疑顯露在高端人士眼中,低端人口應被社會淘汰。不可質疑,無論「高端」「低端」,人們都應有選擇居住地的權利,若城市資源已有觸頂之勢,在貧富差距懸殊的情況下,政府更應謹慎處理資源分配的問題,不應將經濟發展置於人權之上,忽視社會制度和結構催生出資源分配不公的困局。

圖為新菜園村航拍圖。(黃永俊)

1949年,紐約興起大規模城市更新運動,數以萬計的窮人或移民被迫搬遷。為清除和重整破舊的荒廢區域,政府撥款推動剷除貧民窟,建起高樓大廈。在修築曼哈頓廈成高速公路提案中,工程影響將波及416幢樓房、2200戶家庭、365間商鋪等。與此同時,社區保護主義者Jane Jacobs則堅持捍衞窮人在城市發展中的權力,反對大規模重建,並鼓勵社區參與都市空間規劃;她還以專業知識,推動政府摘除西村「貧民窟」的稱號。紐約的城市更新運動迄今仍未終止,曾經的貧民窟居民逐漸成為城市有機體中的一部分,而非淪為邊緣群體。規劃署於2007年發布的《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中,預計2030年人口將達840萬,屆時社會資源將引發更多爭議,本地人和外地人、低收入和高收入群體的衝突亦會愈發明顯,政府應有長遠規劃,避免人權成為經濟發展的墊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