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貧窮率高企不下 官員應引以為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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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成為一個怎樣的城市?這是管治者必須回答的問題。多年來,政府為香港位居「最自由經濟體」排名榜首而興奮,然而,在官員們以維護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為名而無所作為下,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卻日益惡化。管治的最終目的是為人民謀福祉,政策只是手段,官員不應將某治理方式奉若神明,當政策失效,必須盡快修正,而非活在幻象中。

扶貧是政府不能迴避的責任,官員須深刻認識到問題的核心,才能找到最佳應對方法。我們擔心的是,政府根本不認為貧窮是個問題。自由放任經濟擁護者視為圭臬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本就接受社會存在大量低下階層,貧窮問題並非它的關注與研究焦點。

受其影響,香港官員的傳統認知就是推動經濟發展,藉由「滴漏效應」彌補社會不公。然而,香港社會現狀已成為「滴漏失效」的強有力註腳,如今政府需要重視的是社會公義。傳統經濟政策既然無法解決問題,官員就應該改變思維,由社會價值追求主導經濟發展。

(資料圖片/潘思穎攝)

上周政府對兩件事的反應,正好反映其在問題本末、優次上的認知存在誤差。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世界人才排名,香港喪失了亞洲榜首的位置;港府公布最新的貧窮率則顯示,無論政策介入前還是介入後,本港貧窮率都破新高。就人才排名下跌,特首林鄭月娥回應指「如果人才培訓未做得好,給到我們更大激勵做得更好」;反之,官員對於貧窮率創新高,卻視作平常。

在人才政策上,官員做的固然遠不足夠,但也算有所覺醒。對於貧窮問題,官員則猶如隔岸觀火。吸納人才推動經濟轉型、重拾發展動力,確實沒有可讓政府蹉跎歲月的餘地;另一邊廂,貧者已處於極為惡劣的環境,政府又豈能有一刻鬆懈、怠慢?

社會政策應兼顧貧富,合乎公義。滴漏效應的神話早被識破,當富者憑藉資本優勢在市場環境中不斷累積財富,政府應主動扶助受政經因素局限的貧者脫困。長期貧富懸殊會造成社會動盪及結構性階級衝突,是大家知之甚稔的道理。如果政府視為民謀福為最終目的,扶貧是其必須要做、也最應該做的事。

人才政策也不能脫離扶貧這一目的。人才政策的核心是將一般人培訓成為人才,當中必然包含貧窮人口。換言之,人才政策不應只是吸引外來人才,更應重視提升本地人力資源的質量,不能脫離促成階級流動的目標。甚至可以說,人才政策應是脫貧政策,或是與脫貧在多個不同維度上相互呼應。官員厚精英薄貧者,反映其對社會問題、管治理念的認知薄弱。

(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上屆政府扶貧委員會的唯一商界代表鄭家純雄在2012年已然提出,扶貧先要有錢,建議政府動用一半儲備扶貧,並謂如果政府只懂研究,「(問題)餓死都未解決到」。六年過去,貧窮人口仍然眾多,政府縱然推出了一些扶貧措施,卻只是聊勝於無。

(資料圖片/林若勤攝)

滅貧絕非難事 莫要知而不為

毋庸諱言,官員不視貧窮為首要解決的問題,甚至視之若「正常現象」,是受意識形態障目。政府上周發布貧窮報告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稱貧窮人口保持「平穩」。形容某一現象「平穩」,必須建基於該現象並非負面。香港如此繁榮,在政策介入後竟然仍有逾100萬窮人,這個社會明顯病入膏肓。用「平穩」描述兩成人口貧窮的社會現實,與用「平穩」形容肆虐的疫症有何區別?

政府常以兩個理由解釋為什麼貧窮問題不可解決。其一是香港的貧窮標準只屬相對性質,而非絕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去年曾解釋,香港採用的是相對貧窮指標,不是絕對貧窮指標,反映的只是貧富差距,他又強調不可能「滅貧」,只能「扶貧」、「減貧」。

(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這種說法實屬自欺欺人。香港的貧窮線指標雖是「相對」,卻明顯低於市民的生活水平,在相對定義下屬貧窮的人口,其實與絕對貧窮相差無幾,甚至尤有過之。據樂施會在2013/14年間展開的生活開支研究,一人長者的每月基本生活開支為4,613元,成人為7,344元;比較政府的標準,一人住戶的月入在4,000元以下,才被視作貧窮,就算不計算通脹,也是低得不合理。相對貧窮線實為赤貧線,政府應該在第二次分配上,將貧窮線以下人口的收入,提升到貧窮線的標準以上。

「無法解決」貧窮問題的第二個理由是要保持公共財政穩健。政府常以財政可持續性為由,拒絕推出長遠滅貧措施,但從官方數據看來,滅貧並非不可能。羅致光去年稱,在政策介入後,貧窮線下住戶收入與貧窮線的總差距,由385億元收窄至199億元。到了今年,貧窮差距則上升至206億元。貧窮差距在政策介入後收窄,反映政府在扶貧上非無所作為,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政府每年精準投放約200億元,就可以讓所有貧窮人口脫貧,而這金額完全是政府可以負擔的。

07/08到17/18財政年度,政府一共撥出3,200億元作一次性紓困措施,當中有64%(約2,048億)用於退稅、退差餉,由於貧窮人口大多在稅網之外,更沒擁有物業,鮮能從中受惠。而且,入息愈高、物業愈多的市民,所能退得的差餉、薪俸稅愈多。政府十年來不間斷為富者錦上添花,卻不願意加強恆常性的扶貧措施,給貧者雪中送炭,反映扶貧力度不足非因官員無能為力,而是嚴重的認知缺失。

(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政策聊勝於無 退保職津須變

糾正自身的認知,才能推出有效的扶貧措施。政府對貧窮成因已有一定掌握,官員不應只當學者,而是要制訂政策,精準扶貧。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退休長者是主要貧窮人口;只有一名在職人士的大家庭,亦多跌入貧窮網。針對這兩種情況,政府實可改革退休保障制度、增加在職家庭津貼。

香港的退休保障素來不足,政府卻不願正視。官員解釋,長者退休後沒有收入,而現行的貧窮線只計收入,不計資產,故長者貧窮率高,並不反映其生活困苦。但官員似乎忘記了,貧窮線的計算方式是政府確立的。貧窮線只算入息,不計資產,有其合理之處。在置業主導的現實下,一大部分市民擁有的最大資產為房屋物業,如果單位用作自住,則不太可能藉此生利。也就是說,他們的資產雖然高於一般市民,但生活並未能顯著改善。

政府早年雖然推出逆按揭計劃,但中國人有讓兒女繼承財產的傳統,故計劃的申請者一直不多。為維持長者的生活水平,政府應進一步提升設入息、資產審查的長者生活津貼以及不設審查的高齡津貼的金額,為全體市民提供適切的退休保障。

(資料圖片/吳鍾坤攝)

要提升低收入家庭的待遇,則須改革在職家庭生活津貼(職津)。職津的原型是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津),由於成效不彰,林鄭月娥上任後着手改革,措施包括增加資助金額、簡化申請手續、擴展支援對象至一人住戶等,以期減少貧窮人口。可是,由於低津金額的基數低,增加的金額有限,今年的貧窮率仍難望大幅降低。政府應進一步改革職津,以滅貧為目標,增加資助金額至合適水平。更有甚者,公屋落成量遠遠落後於預期,令大批貧窮戶住在出租劏房。按政府的統計,在政策介入前,共有13.4%的貧窮人口是私樓租戶,人數是18.5萬,在政策介入後,比率亦達9.1%,人數有9.2萬人。現時劏房租金動輒五六千元,為基層市民帶來極大負擔。政府應進一步提升公私營房屋比率,增建出租公屋,並復推租務管制,同時向貧窮租戶提供租金補貼。

香港的貧窮問題已水深火熱,這絕非繁榮的表象所能掩飾的。香港要成為一個怎樣的城市?這關乎施政理念。可惜香港公務員長期以來唯執行是尚,少有思考政治理念,遑論躬身自省。官員盲目崇尚放任自由的經濟政策,漠視社會公義,雖造就了香港表面上的繁榮,卻令基層市民感到絕望。知是行之始,官員必須體恤民間疾苦,而非只視貧者為一堆冷冰冰的數字,更須對貧窮的成因有結構性的認識,從而對症下藥。市民已經聽夠了種種藉口,政府應該訂立滅貧目標,令貧者看到一線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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