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 六四30周年 如何消除信任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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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它的歷史意義又再成為輿論焦點。過往三十年,對這場運動的評價大致上以兩個截然不同的角度呈現:對中共來說,六四的定性經歷了一個「去意識形態化」的過程,由最初的「反革命暴亂」,逐漸變成「動亂」,再到「政治風波」,但整體而言,官方對事件仍採取消極迴避的態度;對香港和西方來說,六四是一場旨在爭取自由民主、否定中共體制的民主運動,對於中共鎮壓這場運動,不少港人持否定態度,並一直要求當權者對事件提出公允的說法。

六四事件十分複雜:它首先是一場抗議「官倒」和特權等不良現象、希望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學生運動,但由於官方沒有妥善處理其發酵過程,加上期間也出現了一些「打砸搶」事件,導致早已在中共黨內出現的路線之爭放大,並逐漸演變成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路線和堅持社會主義發展路線之間的政治衝突。隨着民運被錯誤定性為「動亂」,最終導致一群懷着赤子之心的學生無辜犧牲。

事隔三十年,內地新一代已經不大了解六四,年長一輩亦因為政治現實而不願多談,但對許多香港人來說,這既是他們心中一個遲遲未解的結,也是難以抹煞的集體記憶。縱然大多數港人對內地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飛躍發展心感欣慰,但中共武力鎮壓八九民運,始終無法讓人認同。顯然,六四是造成中港矛盾,以及兩地「信任缺失」的一個重要根源。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中共與其繼續迴避真相,每年6月4日前後總是採取收緊措施,限制言論,倒不如主動平反,並對受害者及其家人道歉、賠償,如此方能卸下六四歷史包袱。

反智政客騎劫民意 助長偏見於港無益

與此同時,我們亦要明白到,縱然六四的基本事實不容否定,但從1989年起,除了受到自由主義者否定的「一黨專政」維持不變外,中國確實出現了不少深刻和積極的變化。可惜的是,許多香港人,包括政客在呼籲「平反六四」的同時,卻對這些變化沒有準確認知,甚至不聞不問,導致兩地難以建立互信。

六四事件發生當年,大批香港人走上街頭,抗議中國當局武力鎮壓。(Getty Images)

不客氣地說,本地政客的表現可謂荒腔走板,根本沒有履行引領輿論、增強兩地互信的責任。以建制派為例,已故民建聯主席馬力在2007年談及六四事件時,居然發表「坦克碌豬」的反智言論;而立法會每年的「毋忘六四」議案,亦一直在建制派反對或棄權下,多次被否決。建制派理應輔助特區政府,充當港人和中央之間的橋樑,讓中央知道港人支持平反六四,出發點完全是為了國家進步。這些建制派政客的拙劣表現,不單無助解開港人的六四心結,反而強化部分市民對內地的偏見和誤解,因此應該受到批評。

另一方面,泛民政客及其支持者同樣一葉障目。儘管他們看到並承認中國的經濟成就,但對內地在其他領域的進展卻沒有相應的認知,繼續視中共為鐵板一塊的專制政權。

事實上,中共在過往三十年一直調整和改善執政手法,例如在社會治理上,中共在1997年的十五大報告中首次提出「推進司法改革」、「加強執法和司法隊伍建設」的內容;習近平上台後,提出「全面依法治國」,最近還組建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成為「四個全面」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都是促使中國向現代國家治理邁進的重要舉措。

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會否認中共曾在1989年犯下大錯,但它在六四後的調整和改革,以及基於這種調整而促成的國家進步,畢竟是不能輕易否定的。可惜的是,港人對中央的負面觀感一經形成,便難以改變,假如當中還滲入了意識形態因素,根深柢固的偏見就更難避免,以致不少市民難以用持平的角度看待兩地關係。例如《逃犯條例》修訂最近在社會引發廣泛爭議,泛民政客和個別媒體先入為主,利用政府工作的疏漏,藉機煽動民情,把修例形容為「送中條例」,企圖激起民粹極端主義,為近年稍有降溫的中港矛盾煽風點火。

本地政客的拙劣表現不但無助解開港人的六四心結,反而加強了對內地的不信任和偏見。(余俊亮攝)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早前參與六四遊行時,甚至繪聲繪影地形容,修訂《逃犯條例》是內地專制政權「南下殺到港人頭上」。平情而論,內地在司法等領域仍然比不上香港,但不至於是「蠻荒之地」。縱然支聯會對平反六四的堅持值得肯定,但假如它繼續在意識形態中鑽牛角尖,任由政治猜疑和民粹情緒牽絆自身思維,兩地關係將難以健康發展,最終受害的只是香港市民。

「區隔論」畫地為牢 「融合觀」謀求發展

香港近年有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一些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對內地的一切持否定態度,甚至認為香港最好的出路是獨立,即使暫時獨立不了,「一國兩制」亦應保持區隔。按照這個邏輯,旨在完善跨境司法公義的《逃犯條例》不應修訂,《基本法》23條立法的憲政責任毋須履行,大灣區建設亦應予抵制。年輕人特立獨行,有不同想法是好事,但如果隨意附和這些淺薄言論,那肯定是不負責任的,這對「一國兩制」和陸港關係的穩步發展,亦不見得有什麼好處。

基於歷史原因,陸港兩地有着種種不同,但這並不意味「兩制」應該區分高低,甚至區分對錯。倘若出於「兩制」差異,對內地心存偏見,甚至以官方遲遲未平反六四為由,公然鼓吹對立,那是完全不可取的,也是膚淺無知的。

《香港01》早就指出,從《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等事例可見,「一國兩制」已由原先的「區隔」轉向「融合」、由「消極」轉向「積極」。在新的形勢下,港人理應調整心態,不讓當年的心情蒙蔽雙眼,無視當下發生的事。具體而言,無論港府還是市民,與其故步自封、畫地為牢,倒不如主動出擊,對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早作籌謀,善用香港在金融、專業服務等優勢,帶動本地產業升級轉型,藉此解決深層次矛盾。

紀念六四承載着香港人深厚的家國情懷,要求平反六四是應有之義。(羅國輝攝)

務實處理「六四事件」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紀念六四承載着港人深厚的家國情懷,要求平反六四是應有之義,但這個心結不應妨礙港人對內地採取務實態度。美軍曾在越戰期間對越南造成極大傷害,導致美越關係長期無法改善,但今天的越南人選擇了一條理性的道路,亦即一方面否定美國的暴行,另一方面與對方發展雙邊關係,他們並未因當年的悲劇,限制了今天的想像。當然,陸港關係與美越關係絕對不一樣,兩段歷史事件亦無從比較,但如何辯證認識歷史,如何不要讓歷史記憶成為今天的包袱,讓自己無法跳出歷史悲情,箇中智慧卻值得借鏡。簡而言之,2019年的香港人看六四,應該比1989年的香港人看六四,有着更廣闊和務實的視野。

1989年5月28日,多達150萬香港市民參與遊行,聲援北京的愛國運動,上街人數之多創下歷史;三十年來,許多市民每年都在維園燃點燭光,他們的真誠和慷慨,以及對歷史和公義的執着,成為香港的美麗風景。中共遲遲不就六四拿出一個公允的說法,始終令港人氣憤難平,這亦是我們一直呼籲當局平反的原因。但與此同時,市民在堅持平反六四之餘,是否也要走出陰影向前看,並以超越意識形態的高度,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積極變化?若非如此,我們便難以全面把握陸港關係,收窄兩地「信任赤字」,作為科學創舉的「一國兩制」亦難以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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