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收拾心情再出發 香港此刻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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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以來,香港發生多次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抗爭運動,部份示威者甚至在回歸紀念日佔領立法會大樓,震驚中外。風暴過後,各界應冷靜下來,反思過去一段時間發生的種種,並為香港重新出發出謀獻策。當中比較突出的建議是呼籲當局盡快重啟政改,解決管治認受性不足的問題。我們認同政改很重要,但與此同時,各界絕不能耽誤對社會經濟政策與社會民生的討論,否則,香港的真正病源,亦即經濟民主與自由缺位的問題,將繼續不獲正視,導致深層次矛盾遲遲無法解決。

經歷「六月浪潮」後,相信沒有人會再低估港府面對的管治危機。無論是上月的兩場大型示威,還是「6.12」警民衝突,乃至立法會被佔領,這些事例都足以反映許多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的焦躁和不安。可惜港府似乎不懂得如何應對,不單對有別於過往的抗爭手法一籌莫展,更關鍵的是把握不到年輕人的訴求。

管治危機既然客觀存在,負責任的政府當然不應再採取鴕鳥政策,但是否像一些社會精英所說,只要重啟政改,問題便可迎刃而解?《香港01》早已多番闡明,體現於普選的政治民主當然值得提倡,但它本身亦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以香港人十分熟悉的台灣為例,自從在1996年首度直選總統以來,最高行政首長的認受性已不成問題,但還是發生了「紅衫軍運動」和「太陽花學運」;法國總統馬克龍也由普選產生,當地卻爆發了持續多周的「黃背心運動」;英國選民在2016年以直接民主的方式決定「脫歐」,但該國至今仍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不清。這些事例足以說明,政治民主重要,其效用卻不宜誇大。

管治思維太落伍
小市民水深火熱

《基本法》寫明香港特首和立法會最終由「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方式產生,換言之,香港應該在合適時機尋求普選。真正值得警惕的是,部份人可能一廂情願地視普選為解決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忽視社會及經濟的深層次結構矛盾才是香港管治問題的根源。

回歸以來,政治衝突頻仍,成因極為複雜。我們並不否認政治體制落後是肇因之一,但更大原因是不合時宜的管治思維。長期以來,港府崇尚「大市場、小政府」,視「干預」為萬惡,對「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稱號沾沾自喜。在這種思維作祟下,港府對房屋、醫療、安老、貧富懸殊等深層次結構問題,一直採取「小修小補」的方式應對,欠缺大刀闊斧作出改革的魄力,導致許多有需要的市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基本法》寫明香港特首和立法會最終由「普及而平等」的選舉產生,換言之,香港應該在合適時機尋求普選。(資料圖片/李澤彤攝)

任何有志於成為「政治領袖」的人,只要想像一下「劏房」處處、公立醫院大排長龍,以及老人家彎腰執紙皮等畫面,就知道溫和的社會改革根本不夠,香港需要的是更積極,甚至是激進的社會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縱使「大市場、小政府」邏輯源自港英年代,但殖民地政府其實也曾有過「大有為」的時候,堪為特區政府效法。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的情況較現在的還要惡劣—官員貪污成風、市民居住環境惡劣、教育極不普及,加上內地難民湧入而造成的壓力,令整個社會處於動盪之中。1966年和1967年兩場暴動,雖然有着政治背景,但本質上就是社會問題長期未獲正視的惡果,乾柴烈火,一發不可收拾。

麥理浩珠玉在前
港府應見賢思齊

面對這個爛攤子,1971年至1982年期間出任港督的麥理浩,便展現了驚人的魄力和膽識。他果斷地推出許多極具前瞻性的政策,包括成立廉政公署、落實十年建屋計劃、開拓新市鎮、落實九年免費教育等,又興建地鐵、紅磡海底隧道等大型交通基建,深刻改變香港社會的面貌,至今仍然為人稱道。

可惜在麥理浩年代之後,尤其是主權移交以來,香港經濟結構受外部及內部各種因素影響,逐步失衡,利益分配不均,社會資源嚴重向商界傾斜,青年上流機會大減,以致政治激進主義得以在這個發達和富裕的城市中滋長。

港督麥理浩在任時展現驚人的魄力和膽識。他果斷地推出許多極具前瞻性的政策,包括成立廉政公署、落實十年建屋計劃、開拓新市鎮、落實九年免費教育等。(資料圖片)

問題出現了,也就需要政府去解決。可是歷任特首彷彿失去為香港的社會矛盾把脈、繼而施以重藥的能力、責任感和使命感,當民怨累積到一定程度,只懂以「派糖」麻痺市民,而非撼動不合理的社會經濟結構,扭轉商界壟斷、大眾利益備受漠視的局面。倘若港府想達致真正的長治久安,必須痛定思痛,馬上推動積極的社會改革,做好資源分配,創造可持續發展的多元經濟環境,滿足市民的生活訴求,否則管治危機還會無日無之。

我們擔憂的是,在「六月浪潮」後聚焦討論政改,轉移了社會關注深層次結構矛盾的視線,或者淡化之,會令本已嚴重滯後的社會改革一再延遲,實非香港之福。政改非一蹴而就,這一波社會抗爭對管治當局的當頭棒喝,是迫切需要樹立施政新風,重建與市民的互信。在目前財政充裕的情況下,政府應果斷在房屋、教育、生活負擔和安老等議題上發力,讓上流無望的青年看到希望,讓勞碌半生的長者不會感到被遺棄。這既會讓人們看得見改革的魄力,也可令中央意識到香港的根本問題不是政治權鬥,香港市民追求的是理性與和平的社會生活。事實上,在任何挑戰「一國兩制」的企圖都沒有土壤的背景之下重啟政改,才不至於發生另一波破壞香港穩定的社會運動。

「831」不能檢討?
國安憂慮須顧及

201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831決定」,就特首選舉辦法作出三項主要決定:一、提名委員會人數為1,200人,按原有四大界別選出;二、特首參選人須獲半數委員提名;三、委員會只能選出兩至三名候選人。在「831決定」出台前,非建制派參選人雖較難勝出特首選舉,但「入閘」並不困難,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就曾經成功入閘。「831決定」的重心是要求在提名階段,把中央不接受的參選人「DQ」,以致最終勝選者必然是北京可以接受的人選,避免引發「中央拒絕任命勝選者」的憲制災難。

「六月浪潮」的出現,某程度上反映市民對政府積怨甚深。(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根據上述決定而舉行的普選當然備受爭議,但在政治現實下,中央確實不可能接受非建制派定義的「真普選」,而香港亦不能無視中央在國家安全上的考慮。這既是政治現實,更關乎政治的博弈實力。如何在「831框架」的既定現實下推動、甚至通過政改,對各大陣營無疑是一項挑戰。

不能忽視的一點是,倘若「831框架」在未經優化的情況下,再次呈交立法會表決,就算可以強行過關,其認受性亦會受到挑戰,人們亦可能繼續借題發揮,以宣洩對政經現實的不滿。這樣的政改不要也罷。兩相權衡,港府理應向中央爭取較大的政治空間,就算繼續是「831框架」之下的普選方案,亦應該是優化了或承諾持續改革的階段性方案,擴大社會對「831框架」下普選的認受性,讓更多溫和派政治聲音支持方案。

香港市民固然可以自由發表政治觀點,爭取自己追求的政治權利,但不要忘了,中央亦是這個過程的持份者,她有自己的政治需要和考慮。就算香港人認為這些顧慮缺乏根據,例如絕大多數香港人不支持港獨,或大家都不認為有外國勢力借香港的特殊環境阻礙中國的崛起,等等。但如果香港人無法消解中央的顧慮,如何取得中央支持我們的追求?這種困局需要理性的絕大多數市民一齊解決。

201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831」決定,導致「佔領中環」爆發。圖為2017年特首選舉。(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港人希望重新推動政改,就要考慮如何應對《基本法》就23條立法的要求,以及其他陸港之間行政及法律安排正常化事項。至少有一部份港人認為,如果香港能就《基本法》第23條主動立法,藉以填補香港在國家安全上的缺口,相信有助減低中央對「真普選」的顧慮。從憲政責任的角度來說,香港無法迴避落實第23條立法問題,但現時的社會氣氛確實不利於這樣的討論,加上近期因修訂《逃犯條例》產生的衝突,短期內根本缺乏足夠政治能量就國家安全立法。

這就回到究竟香港人的怨氣從何而來的問題。當本以為平靜的社會卻急速爆發如此具破壞力的社會運動,政治家應該大膽從極為躁動的社會中尋找向前看的動力。我們認為,「居安思危」及「火中取栗」都是香港政治家應有的認知,倘若港府在社會及經濟改革層面快速做出成績,高效扭轉民意,說不定可以平穩完成23條立法,緩解中央的擔憂。

總括而言,修例一役令社會嚴重撕裂,徹底破壞了自梁振英離任以來相對平穩的政治局面,實在令人扼腕。在各方逐步冷靜下來、轉入尋求重新出發的良方之際,必須對香港沉痾的真正病源,亦即深層次結構矛盾有正確的把握,萬萬不能陷入單靠政治民主解決問題的迷思當中。此時此刻,港府必須像當年的麥理浩般,摒棄不合時宜的管治思維,以「大有為」的精神從嚴重的社會衝突中重新振作,克服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解決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問題。若非如此,香港只能繼續蹉跎,無法涅槃重生。

修例一役令香港嚴重撕裂,徹底破壞了自梁振英離任以來相對平穩的政治局面。(資料圖片/曾梓洋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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